苏轼的诗句十篇，苏轼的诗词

苏轼的诗句十篇

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他自己对这一点也当仁不让：“方今太平之世，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师友谈记》)。当然苏轼有他自负的资本，不惟在诗词文几方面他都是北宋乃至有宋一朝的翘楚，赵翼所谓“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云云，即是其谓；而且也可以说北宋的文学批评亦是在他手里形成了自己的系统而集其大成。他曾说：“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后山诗话》)，他自己的文学批评也是如此。苏轼自己对杜诗的批评并不如后来宋人集中在“诗史”品格的分说上，但宋人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的几端，大抵亦发源于他；而他的批评杜诗“诗史”品格，其实亦大多是他的诗作自况，日为夫子自道未尝不可。分说如下：

二、《悲陈陶》云：“四万义军同日死。”此房蓐之败也。《唐书》作“陈涛邪”，不知孰是。时蓐临败，犹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刑延恩促战，遂大败。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书与我军，留待明年莫仓卒”。《北征》诗云：“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此谓陈元礼也。元礼佐玄宗平内难，又从幸蜀，首建诛杨国忠之策。《洗兵马行》：“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此张镐也。明皇虽诛萧至忠，然常怀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0”《后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校有脱身归国而禄山杀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三、四

四、北宋年间,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恢复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浓郁气氛熏陶下,苏轼成功改变了词为艳科的现象,有意和当时十分流行的柳永词风立异。他在给鲜于子骏的信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他要在婉约词风之外创立自成一家的豪放词风。胸怀“奋厉有当世志”的苏轼,在神宗元丰二年,在湖州任上以“衔怨怀怒,恣行丑诋”、“指斥乘舆”之罪名入狱。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不得签押公事。于是,在遭受打击、悲愤难平之时,他借黄州赤鼻矶之地名,借古战场之遗迹,写下了气势浩荡,汹涌奔腾,豪情壮志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借雄奇壮丽的江山胜景来抒发慷慨悲壮的英雄豪情。在艰苦贬谪的生活中,苏轼深感年岁渐老、功业未就,而面对传说中的赤壁英雄豪杰人物,深感自己壮志未酬的悲伤,抒发了自己年既老而一事无成的感慨。这首词波澜壮阔的意境中,深深地蕴含着人生变化莫测的沉浮经历,暗藏着现实社会激烈的勾心斗角的政治危机和起伏跌宕的宦海风波,从而开创了高旷清雄的豪放风格,树起了浪漫洒脱的豪放旗帜。

五、《忆昔》诗云：“关中小儿坏纪纲”，谓李辅国也。“张后不乐为上忙”，谓肃宗张皇后也。“为留猛士守未央”，谓郭子仪夺兵柄入宿卫也。正是章学诚所谓“论诗及事”的典型做法。不过他的“以史证诗”创论，既滥其觞，其后作者遂多有继作。如同是证张镐，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即谓：杜子美诗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值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此谓张镐也。旧史载镐风仪伟岸，廓落有大志，好谈王霸大略，读子美诗，尚可想见其人。则是发挥了苏说。至于说“旧史载镐风仪伟岸”云云，其实已经是“以史证诗”的自觉实践了。

六、苏轼以宋人惯有的“通感”思维赋予杜诗“诗史”以实际上属于个人人格品性范畴的“忠义”品格，揭开了后人以“忠义”解读杜诗“诗史”的序幕。其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即说：“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自是承苏轼之说；又晁说之《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云：“工部之诗，一发诸忠义之诚，虽取之以配国风之怨、大雅之群可也”；陈俊卿《巩溪诗话序》云：“杜子美诗人冠冕，后世莫及，以其句法森严，而流落困踬之中，未尝一日忘朝廷也。”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李杜”条引云：“《北征》诗识君臣大体，忠义之气，与秋色争高，可贵也。”而同时诗话作者以“忠义”解诗者不一而足，如《潘子真诗话》引黄庭坚说“忠义之气，感然而发”、元刘履《风雅冀》卷十二“忧国伤时”等。至于袁枚《随园诗话》，则说：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不一往情深耶?(卷十四)是在“忠君”之外，又发掘了杜诗“诗史”的“孝”、“悌”、“信”、“义”、“仁”等人伦道德价值。对杜诗“诗史”的这一发挥直到当代仍然不绝如缕；但当代人的发挥不仅仅在以上诸种人伦道德价值，而更多在其所谓“人民性”、“现实性”等阶级性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的道德或者审美意蕴。

七、情志是诗人思想与情感的有机结合，是构成并决定诗人诗歌风格的核心要素。乌台诗案的政治打击和随后数年的贬居生活，对苏轼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贬居黄州期间，在苏轼的诗歌创作中，平和超脱、淡然从容的人生态度和幽怨婉曲、自伤自怜的贬谪心态共存，使他此一阶段的诗歌创作展现出一种复杂的情志特征和艺术风貌。本文拟从追求平和超脱的从容心态和抒发幽怨婉曲的自哀之情两个方面，分析苏轼诗歌创作中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情志特征的具体表现方式。

八、与其把这种认识归为苏轼一贯的“诗”“史”通感思维而实践所谓“以史证诗”，毋宁把它看作苏轼基于“诗”“史”的通感而意识到诗事实上取代甚至剥夺了史的志人载事功能。苏轼对杜诗的解读，以为诗本有史乘所有的载事志人的功能，并非渊源无自。

九、从小受到父母亲良好的文化修养熏陶的苏轼,接受了儒、道、佛诸家思想的影响。他从儒家思想出发,政治上积极进取,谋取功名,又从佛、道思想中寻求精神寄托,承受政治上的各种打击排挤,“听其所为,莫与之争”,更多地表现出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豪迈奔放的思想感情和坦率开朗的阔大胸怀,从而奠定了苏词浪漫主义基调。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词人展开丰富的想象,描绘了一个玉宇琼楼的神仙境地。词人时而欲乘风高举,时而又留恋人间,实际上表现了其对朝庭的向往和对党派纷争政局的恐惧,对人生际遇变化不定的哲理认识,反映了豪放达观的胸怀。此词采用了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表现了感情跌宕起伏,笔势大开大阖,意境空灵蕴藉,充满着豁达浩然的豪放之气,寄托着苏轼美好的理想追求。

一十、苏轼对杜诗“诗史”品格批评的最大贡献是以“忠义”解读杜诗。虽然远在欧阳修即已经有以“忠义”解读杜诗的意思，这其实还是孟子“知人论世”说的发挥；但苏轼的过人处在他以诗人的个性品质来连通诗人作品的品格，所以其论多少有点“文(诗)如其人”的味道。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苏轼之以“忠义”解读、批评杜诗，实质上还是一种形而上的自况，正如他晚年醉心于陶渊明的诗作而至不惜压低李杜一样，所谓：“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因此他对于“诗史”的批评，未尝不是他自己的夫子自道：至少他自认为自己的诗作实际上也具备杜诗中那种所谓“忠义之气”；而“忠义之气”的得到，在方法论上其实很简单，即继承骚雅传统。所以他在《王定国诗集叙》中说：

一十一、东坡有语：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实则是为“诗趣”下了明确定义。诗人对于生活中的平凡琐事，也怀有浓厚兴趣，因能将人们所忽略的平凡化为笔下的新奇趣味。

一十二、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一十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一十四、二　以史证诗

一十五、《东坡诗话·书子美黄四娘诗》云：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而托此诗以不朽。

一十六、古寺临流胜气藏。

一十七、近人・丁传靖辑.宋人轶事汇编[Z] . 北京：中华书局，1981.

一十八、这组咏物写景五绝活泼动人，清新明丽，纪昀评价为：“五绝分章，模山范水，如画家之有尺幅小景”。

一十九、何谓“妙喻”

二十、此诗缠绵婉转，恰似苏轼在杭州所作的婉约小词。春天总是令闺中人惆怅的，花开花落几度春，小楼依旧斜阳中，只是楼中舞蹈的佳人已不知去向。虽然不知道这首赠别诗是为谁而作，但这缠绵的情思却是穿越古今，让我们今日还深有共鸣。

二十一、苏轼的“妙喻”

二十二、在y杭时期的绝句创作中，苏轼进一步扩大了绝句的功能，将绝句作为交际的工具，与亲朋好友酬唱赠答。

二十三、苏轼签判凤翔时期绝句题材内容主要集中于政治讽喻和咏物写景两类。其任凤翔签判时期，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生活极为关心，从其积极为民请命的态度，即可见一斑。但由于初入仕途和社会，从政经验和社会经验均不足，难以在绝句这样短小精干的诗歌形式中准确反映现实政治生活。因此，苏诗这个时期以政治为题材的绝句大部分是以怀古咏史的方式进行政治讽喻。如《骊山三绝句》、《读三首》等。苏轼凤翔政治讽喻绝句的成就在于其较强的现实意义，诗歌的艺术技巧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另凤翔虽然地处西北偏僻，山水环境不是那么的明秀，但苏轼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凤翔时期创作的《次韵子由岐下诗》是苏轼现存最早分章写景绝句，以尺幅小景的方式对所居之地的景物做了细腻的描摹，试看几首：

二十四、苏诗与诚斋体虽然都是追求诗趣，但是“趣”字在二人的笔下又有不同的审美表现。由于苏轼个人的禅学修养极高，在表情达意上往往表现出高于常人的哲思。而杨万里将“风趣”视为自己诗歌创作的最高宗旨，并将苏、黄所开创的诗趣境界加以深化，使其诗歌更为生动。

二十五、若夫发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不过宋人论杜诗而标“骚雅”，宋初王禹已经如此。王《自贺》诗中说：“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从今莫厌闲官职，主管风骚胜要津。”虽然多在自任，客观上却有标榜杜诗“风骚”之意。但把骚雅传统与“忠义”进行整合，骚雅其外、忠义其里，则不谓不自苏轼始；而这种整合，也反映了苏轼的诗美追求。他的《次子由祥相庆》诗更是宣称要继承屈骚和孔子作《春秋》的“有为而作”：“《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史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但与其说这是苏轼的诗歌美学追求，毋宁说是他的诗歌道德价值追求；或者说，是由诗歌的经验审美转向道德审美。

二十六、黄庭坚

二十七、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二十八、这种心态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就是在谪黄期间写下了《梅花二首》《定惠院海棠》《寒食雨二首》《和秦太虚梅花》等一系列感情细腻、深沉的诗作。通过这些诗作，苏轼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幽怨哀婉、自哀自怜的内在情感世界，这与他绝大多数诗歌中展现出来的那种平和超脱、淡然从容甚至嬉笑怒骂、雄快健爽的风格简直是天壤之别。

二十九、宋・苏轼.仇池笔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

三十、杨万里将吕本中的以“活法”论诗，践行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上。“钱钟书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吕本中的‘活法’多是就方法规矩而言的，杨万里则是在此基础上‘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

三十一、此两首绝句的共同之处是在先行叙写山村中安宁和谐、优美如画的风景之后，笔锋顿转，以讽刺谐谑的笔法写出盐法、青苗助役法扰民的言外之意。在创作这组绝句时苏轼并未选取著名的历史典故作为讽刺的铺垫，而是截取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通的场景作为讽喻的对象，反而由于其表达效果的欲擒故纵、耐人寻味，使得诗歌批判的力度更为深刻。

三十二、祁藻仕途的最高峰是在咸丰初期。咸丰元年（1851年），祁藻任首席军机大臣，兼管户部事务，成为左右枢务的重臣。在这一年的时间里，由他主持，免除了道光二十年至三十年的全国所有民间积欠的各种税收，共计银2000万两、粮300万石，有效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第二年，赏加祁藻太子太保衔。就在这一年，咸丰皇帝对主要官员的政绩进行了考评，对祁藻的评价是：“在军机处行走有年，实力匡襄，殚精竭虑。自军兴以来，夙夜在公，勤劳倍著。”咸丰三年，上临雍充进讲官。在此期间，他向咸丰皇帝提出许多好的建议，他认为厘捐损害百姓利益，不宜开征，又上奏罢铸大钱。为维持清朝政局稳定起了一定作用。咸丰四年，因久病不愈而致仕。咸丰十一年十二月，被垂帘听政的慈禧特诏起用，以体仁阁大学士衔授礼部尚书。

三十三、参考文献：

三十四、苏轼除了擅长诗词，还精于绘画、书法与古琴。苏轼在绘画上善画墨竹，书法上擅长行书与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三苏都是古琴弹奏的高手。在艺术理论上，各种艺术门类不是各自独立，而是互相影响、融会贯通的，在一种艺术门类上所具有的才情多多少少会对精通的另一种艺术门类产生作用。精于绘画，其人应当善于观察，想象丰富，寓物象于胸中方能下笔有神。长于古琴，其人谙熟音律，当属情感丰富的感性之人，心思柔媚敏感方能听懂琴音中的巍峨青山或曲觞流水。而精通于多种艺术门类的苏轼将其饱满多样的情感注入词句，自然诗情画意，婉约细腻。《鹧鸪天》对景物的描绘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三十五、讲求诗趣

三十六、祁藻为官40余载，历仕四朝，是清朝山西人中为官最久、官位最高的一位。他不仅是晚清政坛的一位名臣，而且还是一位著名学者，在近代学术史上有突出贡献。他精通经书，提倡汉学与宋学并重，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并身体力行，撰有《马首农言》《亭集》《祁大夫字说》《皇朝谥法考》《十三经断句考补》《勤学斋笔记》等20余部论著。所编撰的《马首农言》是清朝后期一部重要的区域性农学著作，不仅对农业生产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研究中国农业史有重要价值。

三十七、天然与人工

三十八、苏轼把举风怀古、感旧记游、评书说理等一向为宋代诗人所惯用的题材,用词来表达,使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从而扩大了词的题材领域。如苏轼写的《浣溪沙・徐州石潭谢雨道上作》一词,以清晰朴素的语言,描写了农村黄童、白叟、桑麻的生活情景,呈现了一幅淳厚的农村风俗图画。苏轼大胆的将农村田园风光引进词的领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觉,从此开辟了词也可以描绘田园山水风光的先河。

三十九、但事实上苏轼的“以史证诗”式批评还不能说是十分自觉的实践；而这大抵也就是作为一种新鲜的诗学批评方式的“诗话”在发育期中的品格所局限的。如欧阳修所谓“集以资闲谈”(《六一诗话·自序》)，正如词的最初起来也只是“敢陈薄技，聊佐清欢”(欧阳修《采桑子词序》)一样。虽然《东坡诗话》其实并不是自作，而是他集，但早期诗话型态的品格还是可以窥探得到的。如《书子美(忆昔)诗》说：

四十、苏轼兄弟诗文相近，在尘世共处的几十年间，二人诗文往来，从未间断。在苏轼颠沛流离的为官生涯中，每到一处，都有诗文寄送给苏辙。仅以诗论，以子由为题的诗就有104首，其中颇多叙写兄弟之间怀念之情。二人赠答、步韵、应和的诗词也多达130首。其中，以“夜雨对床”为话头的诗时相凸现，记录着二苏共同谐隐之志。唐诗人韦应物有“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诗句，苏轼往日读到这两句诗时，感动很深，曾与苏辙有偕隐之约。如苏轼“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对床定悠悠，今夜雨萧瑟”；“他年夜雨独伤神”；“夜雨何时听萧瑟”等诗句，化用韦应物诗，以“夜雨对床”为题意，期盼着与弟弟苏辙早退共为闲居之乐。苏辙也时时应和着兄长这一友爱之约。他的诗作中也常见“夜深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射策当年偶一时，对床夜雨失前期”；“对床贪听连宵雨，奏事惊同朔旦朝”等诗句。然而由于任途险恶，宦海无常，二苏兄弟的“夜雨对床”之约终成画饼。本来“夜雨对床”不独用于兄弟之间，自苏轼苏辙以此为约，后人便多以“夜雨对床”为兄弟事，用如东坡与子由。可以说，从来兄弟埙篪之乐，未有过于二苏兄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当今天人们吟诵这首词时，仍要禁不住传诵二苏兄弟的手足深情。

四十一、宋・费衮.梁溪漫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四十二、理趣与风趣

四十三、宋・吴自牧.梦梁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四十四、艺术家的创作风格与其一生的经历紧密相关。苏轼一生积极入世却仕途坎坷，因作诗讽刺新法，苏轼以“文字毁谤君相”罪名入狱。出狱后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被贬的苏轼心情郁闷，在此期间创作了很多流传千古的名作来抒发心中的感慨，如《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正是因为一生命运多舛，仕途多遭遇不顺，苏轼才多伤感别愁，感情丰富，为其婉约词的创作滋生了情感的土壤。除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样豪放风格的宋词外，苏轼还写下了《卜算子》这样哀愁婉约的词句：

四十五、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夜泛西湖五绝》其四（卷七，第353页）

四十六、总之,苏轼仕途不达,宦海沉浮,悲情郁闷,突破曲词的声律禁忌,引入古体诗的笔法,更好地表达了词人的忧愤之情。辛弃疾一生戎马倥偬,遭遇坎坷,感情深沉悲壮,借用经、史、子、集之语,更有利于抒发词人沉雄豪健的悲愤之情。他们俩将诗歌、散文和词融为一体,在词句中活化散文的句法,在散文中又常见诗词中的精美语句。

四十七、一

四十八、祁藻留传于世的墨宝甚多。在四川眉山三苏祠（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故居）珍藏有一件祁藻行书东坡题跋立轴（图3），为国家三级文物。纸本，纵126厘米，横53厘米。内容书苏轼《跋所赠昙秀诗》摘句：“昙秀来惠州见东坡，将去，坡曰：‘山中人见公还，必求土物，何以与之？’秀曰：‘鹅城清风，鹤岭明月，人人送与。’”署款“祁藻”。下钤两枚方形印鉴：“藻私印”（朱文）和“字叔颖号淳甫”（白文）。书法的内容取自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和好友昙秀（北宋扬州道人，能诗善文）的一则轶闻。北宋绍圣二年（1095年）秋，苏轼谪居惠州，昙秀从扬州到惠州探望苏轼。有好友来访，苏轼十分高兴，主客交谈甚欢。苏轼不由得回忆起3年前的一件往事：元七年（1092年），苏轼在扬州任知州时，与昙秀、晁补之（北宋著名文学家，“苏门四学士”之一）同舟，一起去山光寺（隋大业年间所建著名古刹）为客人送行。一路上饮酒歌咏，不知不觉舟已到山光寺，主客依依惜别。客人离去后，苏轼醉卧舟中，与昙秀作诗唱和。昙秀作了一首七言绝句《山光寺》，诗云：

四十九、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坡以谗言谪居黄州，郁郁不得志”。郑景望在《蒙斋笔谈》中说：“苏子瞻初谪黄州，布衣芒鞒出入阡陌，多携弹击江水，与客为娱乐。”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子瞻在黄州与岭表，每旦起，不招客相与语，则必出而访客，所与游者，亦不尽择，各随其人高下，诙谐放荡，不复为畛畦。有不能谈者，则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曰姑妄言之。于是闻者无不绝倒，皆尽欢而去。设一日无客，则歉然若有疾”。这三则资料均反映出，谪居黄州期间，苏轼的内心深处有抑郁消沉的一面。表面上刻意的欢愉和热闹，只是他抑制或掩盖隐藏在心底的那种孤独、凄婉和愤懑的手段。

五十、从苏轼兄弟九百年前的故事中走出来，在三苏坟前我们虔敬地送上我们的跪地一拜。走在两侧排列着石人、石马、石羊等石雕的外神道上，我忽然莫名地伤感起来，为了尘世间正直人穷通进退的困惑，为了苏轼“走遍人间，依旧躬耕”不能施展抱负恩泽于民的沉痛酸辛。

五十一、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

五十二、是苏轼在以忠义解读杜诗“诗史”之外，又以为杜诗之为“诗史”，当然还有用事载人的功利目的。其言外之意其实不过是诗可以补史之不足、不载或者缺载。这自然是承认，作为艺术形式的诗，在某种程度上承载了应该为史志所具备的“载人”功能。毫无疑问，这种思维模式思维路径来自苏轼“诗史”会通并殊途同归的学术背景；他是在实践中把史志的和诗的语言、逻辑甚至审美习惯作了很自然的串联和“通感(联觉)”。不仅如此，他在《书子美“自平”诗》中说：杜子美诗云：“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其意，而妄者至以为唐时有自平官。偶读《玄宗实录》，有中官吕太一叛于广南。杜诗盖云“自平宫中吕太一”，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见书不广而以意改文字，鲜不为人所笑也。

五十三、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五十四、卧闻铙鼓送归，梦里匆匆共一觞。试问别来愁几许，春江万斛若为量。《和沈立之留别二首》其二，卷八，第397页）

五十五、这是宋人后来以迁史论说杜诗的嚆矢。以老杜比之司马迁，固然是出于辨正“诗中有子美，犹史中有子长”的目的，强调杜诗是集诗大成的极至典范，类于《史》之为史家的极则，可以范仪后世；但其中关于“诗”“史”的会通意识却也可以感觉得到。后来的诗话家每以杜少陵似司马说事，其实并不是如苏轼一样着眼在“诗”“史”的殊途同归的意义上，而是肢解了苏轼的这一创论，各以一隅之见一孔之得以求附和，或笔力，或史法，不一而足。清刘熙载《艺概·诗概》说：“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中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可为其诠释。“使人自得”之语，其实也就是王夫之后来所谓“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诗绎》)的意思。苏轼提出“杜甫似司马迁”固然是他作为读者而从杜诗中“自得”之处；苏轼以后之人发挥、附会这一论题却又是作为苏轼的读者而“自得”，如叶梦得、李朴、陈长方以杜诗“穷极笔力”而似太史公，而陆时雍径谓杜诗“记事”而人“子长笔”、刘埙《隐居通义》云“少陵诗似《史记》”，要皆如是；至释居简诗《大雅堂》谓：“少陵何人斯?日似司马迁”，则显然步苏轼后尘。

五十六、第二首诗，苏轼先举褚遂良典故，意在说明书法不是一朝一夕可成之术。纸上寥寥数行，似乎一挥即就，实质上若不是日日苦思苦练，直到两鬓苍苍之时，是达不到得心应手的境界的。

五十七、莫砺锋.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J].文学遗产，2010（2）.

五十八、苏轼y杭时期绝句的创作尤其能表现苏轼非凡的艺术天才，其绝句的题材内容非常丰富，除延续凤翔时期的政治讽喻、写景咏物之外，更将酬唱赠答、品评书画引入到绝句之中，且在艺术水平上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五十九、此诗为饯别太守沈立调任而作。首联运用感伤铺叙的陈述，点出送别主题，有着人生恨别的深切体验；后联采用暗喻的手法，将离愁之沉重描写成烟波浩渺的春江水，正与“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有异曲同工之妙。

六十、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表现了苏轼怎样的情怀?这两句诗具有怎样的表达效果?

六十一、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

六十二、元丰四年，苏轼又作《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一诗说：“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此诗的心态已然比《初到黄州》显得更加平和。虽然“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一句还是显示出诗人对“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的遭遇无法真正完全释怀，但是已经不再有前诗那种掩抑不住的抱怨与不平。

六十三、宋・朱弁.风月堂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8.

六十四、摘要 苏轼、辛弃疾都是宋代成就卓著的词人,辛弃疾继承和发展了苏轼豪放词风。苏词清雄,辛词悲壮;苏词以诗为词,辛词以散文为词;苏词浪漫,辛词现实。

六十五、关键词：苏轼；妙喻；杨万里；活法

六十六、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六十七、宋・周密.武林旧事[M].北京：中华书局，2007.

六十八、钱钟书.宋诗选注[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六十九、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指出的，“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诗风的复杂性，源于诗人的思想、情感和创作心态的复杂性。乌台诗案的政治打击和贬谪黄州的艰苦生活使苏轼的思想、情感和心态变得更加复杂和矛盾，在他看似平和超脱、淡然从容的人生态度之下，掩藏着幽怨婉曲、自伤自怜的贬谪心态。这说明乌台诗案及被贬黄州的人生打击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在他努力追求新的人生境界和精神面貌的过程中，从容、超脱、旷达、淡泊的心态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幽怨婉曲、自哀自怜的贬谪心态也难以被完全纾解，并在诗歌创作中或明或暗地传递出来。

七十、“为什么，为什么，我只爱苏轼！”这是我在一个文化论坛看到的一条与主贴毫不相干的跟帖，这句话本身没多少意义，但在冥冥之中像是从我的身体中吼出的声音一样，就这样与我的灵魂形影不离。在苏坟寺，我看到一位农民衣着的老者，放下手中拎着不知盛着何物的蛇皮袋，在苏轼坟前五体扑地，虔诚极度，随上前询问其不拜佛和神而要这样朝拜苏轼是什么信仰，对方思考半天也没能回答个所以然来，但有一点我听明白了，那就是一个爱字。爱是没有理由的！我把比砖头还厚的一本《东坡词》常年放在枕边，也是缘于爱。我爱极了东坡那种“人生如梦”的感慨，他的这种感慨不是叹在消极悲怜中，而是融化在永恒和美丽的礼赞中。我常在悲观厌世的时候，用这种生动活泼春意盎然的美感，冲淡我枯叶蝶一样颓废的情愫，从而走进一种绿色的欢欣。我想我的爱是有感应的，不然，何以能在这个春天的某个时刻，在自己毫无先知的情况下，被一群文朋诗友带到苏坟寺，这是我的平顶山之行没有料到的惊讶。温润的风夹着若有若无的雨星，给这所古柏掩映碑廊环绕翠竹争绿白丹怒放的墓园平添了三分春色一份伤愁的情致。我似乎不是站在一个有着五十余年资历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者是一个综合性的把苏轼的生平、历史、人生命题立体式呈现于观光旅游者的旅游景区，而是走进了大宋王朝一个非凡的苏姓家族。于是，苏轼苏辙两兄弟“夜雨对床”的千古佳话，在这个偶然的时空向我悄然打开。

七十一、《东坡志林》卷十一有一条资料，与《东坡诗话·荔枝似江瑶柱》重：

七十二、一　老杜似司马迁

七十三、杨万里的“活法”

七十四、周启成认为杨万里的诗歌，有一个特点是“以万物为宾友”，但是在对这些自然景物的描绘和书写上，更多的是加入了自己对于生命哲理的思考。如：“雨剩风残忽春暮，花催草唤又诗成。”一花一草的生命都是激发诗人灵感的源泉。

七十五、咏物写景

七十六、苏轼在词的创作上,以尽情表达自己怀中情感、发泄自己胸中郁闷为目的,多采用浪漫主义手法,幻化意境寄托情感,以浪漫为主,间或采用写实手法。饱经战乱之苦的辛弃疾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也像苏轼那样从有利于表情达意的目的出发,多采用现实主义手法,抒发胸中愤懑,以现实为主,兼有浪漫之气。

七十七、实际上苏轼以诗骚传统的继承进而以诗骚传统标示的“忠义”品格来批评杜诗，源于苏轼对作为“诗史”的杜诗诗作对诗骚传统的继承的认同；正因为有共同的品格．所以批评才可能找到更好的契合点。这也就是只有到以诗骚精神自任的苏轼才能发掘杜诗“诗史”的“忠义”品格的原因。

七十八、从上述分析对比中可见，苏轼y杭时期的绝句创作体现出宋代绝句题材内容广、构思新巧、技艺精工的特点，不愧为苏轼绝句创作道路上的一座高峰。

七十九、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柳氏二外甥求笔迹》其一（卷十一，第542页）

八十、通过对这几首诗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心态在谪黄之后确实有一个逐渐平和、渐趋超脱的过程。至于《定风波》“也无风雨也无晴”以及《醉白堂记》“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中所反映的旷达、超然与自适，落实到贬谪黄州期间的现实生活里，就是他在《答李端叔书》中自谓的“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则自喜渐不为人识”，其间的从容、超脱、旷达、淡泊，标志着乌台诗案及贬谪黄州后，苏轼新的人生境界已经逐渐形成。

八十一、苏轼熙宁y杭时期创作的政治讽喻绝句有一个新的特点：即不是从抽象的政治观念出发，而是在考察了大政治背景之下民众的实际生活和地方的政治现状后，从实际出发批判新法的不当之处。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山村五绝》。试看其中两首：

八十二、胡秋宏.试论苏轼黄州时期的思想和创作[J].常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1）.

八十三、徐季子、姜光斗:《中国古代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八十四、苏轼的《和子由渑池怀旧》其中的千古名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早已化为成语“雪泥鸿爪”。读者在不了解本诗的创作背景的前提下，也会被苏轼的人生譬喻所震撼：人生不就像这盲目飞翔的孤鸿吗？命运的不可预知性，让人生充满了一个又一个的不确定。

八十五、者的不同点

八十六、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3-0008-01

八十七、苏轼是北宋伟大文学家，其词风以豪放著称。但纵观其宋词作品，苏轼在婉约词上所达到的艺术成就也是极高的，这些词感情细腻，蕴含着婉约的风情韵味。

八十八、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的人生之路似乎永无休止地和“雨”结缘，原因很简单，也就四个字“他不会做官”，他不仅常犯做官的大忌，做人太实在，不能人云亦云顺水推舟，还要死守一项人生信条，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就这样独自清高着也算太平，但他可能又是吃饱了肚子觉得撑的慌，在每天办完公案后不顾身心疲惫，还要坚持把自己在工作实践中的切身体会及当下制度存在的某种亟待解决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寄情于山水融入华绵词章，结果被主张变法的王安石派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冠以讽刺新法中青苗法盐法及朝廷廷水利之难成的罪名，被贬谪黄州，后移汝州。从此，苏轼开始了他在宋朝政坛上几起几落的风雨兼程，他曾出知杭州、颍州，官至礼部、兵部尚书，也曾遭贬徒惠州、儋州。有这样的人生阅历，苏轼的思想寄托就不仅仅是山水春阳湖光秋色了，雨成了他烟波浩渺风片雨丝的人生映像。所以有“晓来雨过，遗踪何在”的痴人痴语，有“殷勤昨夜三经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的颓废，有“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这般爱悦自然执着人生的情怀，有“忧愁风雨，一般相妨”的彻悟。

八十九、关键词：苏轼 黄州 诗歌 情志

九十、道光元年（1821年），祁藻奉旨入值南书房行走。道光三年任湖南学政。在任学政期间，废除新生红卷陋规，重新恢复童生复试黎明入场的惯例，并取消考生所交的选拔优生试卷费，受到湖南人民的称颂。道光十二年，祁藻连擢侍讲学士、通政司副使、光禄寺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阶从正五品升到从二品（礼部副长官）。道光十四年，他因母丧回寿阳守孝3年，期间编撰了一部经典农书《马首农言》。道光十六年，回朝任兵部右侍郎，后转任左侍郎。翌年，调任户部右侍郎并简放江苏学政。他到江苏后，奉旨严禁鸦片，撰《新乐府》三章，痛陈鸦片危害，同时，针对当时江苏学子重文轻德，考试中词章之学甚多、根底之学甚少等问题，于道光十九年重刊宋本《说文系传》，刊发《朱子小学》，遵旨恭书《圣谕广训》等，以加强基础知识和德行的教育。他还针对各州书院简陋、考棚少而考生多的问题，增修了考棚，重建了常州书院。同年9月，他调补吏部右侍郎，12月补授都察院左都御史。

九十一、在《梅花二首》中，诗人写道：“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沦落幽谷草棘之间的梅花，被狂风吹落，引起了苏轼的怜惜之情。因此他说：“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其实，这是苏轼借哀叹梅花被狂风摧残的命运诉说自己的命运。虽然诗尾有“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的自我开解，但全诗中的幽怨之情早已浓重到无法通过这看似轻松的语句就能够化解的程度。苏轼一生咏梅诗词42首，但基本上都创作于乌台诗案之后，并且主要是创作于仕途坎坷之际。可见咏梅与他的人生际遇有极大的关系。在《定惠院海棠》中，苏轼又用“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自喻，发出“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的香草美人之叹。末句“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哪忍触”的感慨，又为海棠花和观花人共同预设了无可回避的悲剧结局，哀婉自怜之情溢于言表。在另一首著名的诗作《寒食雨》中，苏轼则更是以“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写诗人在命运面前的软弱无力；用“小屋如渔舟，蒙蒙水云里”的凶险与困顿写自己遭遇乌台诗案后的贬谪生活；面对“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境况，诗人深感自己进退失据，仿佛飘荡于水云之间的孤舟，没有未来，也没有前进的方向。至于诗末“也拟哭穷途，死回吹不起”的哀叹，又是何等沉痛与绝望！在《和秦太虚梅花》一诗中，苏轼则更是悲痛地说：“东坡先生心已灰”“今年对花还草草”，甚至还在诗的结尾发出了“不如风雨卷春归，收拾余香还畀昊”的绝望之叹。

九十二、这些诗句，向我们展示了诗人自己的内心世界，真是百转千肠，欲哭无泪，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凄深哀婉，从这个角度看苏轼，就能理解他在《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中向朋友悲叹“我生无田食破砚，尔来砚枯磨不出”的心态了。

九十三、十里春风草木香。

九十四、天涯何处无芳草下一句：墙里秋千墙外道。

九十五、仆尝问：“荔枝何所似?”或日：“似龙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实无所似也。仆日：“荔枝似江瑶柱。”应者皆怃然。仆亦不辨。昨日见毕仲游。仆问：“杜甫似何人?”仲游日：“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言会也。

九十六、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余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尔，乌睹《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

九十七、生活在南宋的辛弃疾,本是一腔热血报效祖国、欲收复失地的雄武之将。但是,辛弃疾收复失地之志,领兵北伐之愿,始终不能实现,时常流露出他的悲愤和怨怒。南归以来,辛弃疾连年投闲置散,沉沦下僚,请缨无路,不胜抑郁,然豪情英气终不可遏,自然地流露在他的词作中,浸透在他的词句上。

九十八、第一首诗中，苏轼用“退笔成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两个典故开篇，意在教导柳氏二外甥只有每天勤加练习，学习积秃笔成山、读书破万卷的精神，才能领略到书法的精髓。

九十九、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照水红蕖细细香。

一百、其实以史证诗并不始于苏轼。孟子“知人论世”说其实隐然有了“以史证诗”的意识，李善注《文选》多征引史实则已赫然是此法之用；但就“以史证诗”这一论题而言，在宋代，若论其开创之功以及对后世批评产生的影响，则不能不说是苏轼。其《评子美诗》云：

一百零一、雅俗并陈

一百零二、莫砺锋先生在《饮食题材的诗意提升：从陶渊明到苏轼》一文中有言：“我认为中国诗歌史上的饮食题材是在陶渊明笔下初露曙光，到宋代则如日中天，而苏轼在这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尤其值得重视。虽然苏轼之后善于吟咏饮食主题的诗人代不乏人，但就题材开拓的广度和诗境提升的高度而言，苏诗取得的成就是后人难以逾越的。当我们在探索古代诗歌在题材走向上的发展脉络时，当我们评价苏轼对古典诗学的特殊贡献时，饮食类的主题是一个独特的重要视角。”其实，不仅是饮食题材，在古典诗歌日常生活题材开拓的广度和诗境提升的高度上，苏诗取得的成就也是后人难以逾越的。

一百零三、论文摘要：苏轼的杜诗诗史批评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老杜似司马迁；以史证诗；以忠义解杜诗；杜诗用事载人。四个方面大致概括了其后宋人论说杜诗的主要方向。

一百零四、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一百零五、杨小燕.试论苏轼的人生态度[J].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2，（8）.

一百零六、苏轼回作《山光寺送客回次芝上人韵》：

一百零七、三

一百零八、惆怅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楼依旧斜阳里，不见楼中垂手人。《戏赠》（卷八，第395页）

一百零九、表现了苏轼随遇而安的乐观旷达的情怀，以及追慕古代隐士以诗自娱自乐的高雅情趣。

一百一十、苏轼在品评书法时，将自然规律和为人道德融入书论之中，使苏轼的论书法绝句拥有了道学和理学的深刻内涵。

一百一十一、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中曾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在《皋兰课业本原解》中也指出“凡诗文无论平奇、浓淡，总以自然为贵”。婉约出自于花间词风，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苏轼的婉约词打破了晚唐花间派“词为艳科”的藩篱，而是追求诗词的朴素自然之美，强调诗从肺腑出，不饰雕琢。如《蝶恋花・春景》：

一百一十二、竹篱茅屋趁溪斜，春入山村处处花。无象太平还有象，孤烟起处是人家。（卷九，第438页）

一百一十三、苏轼“以史证诗”的杜诗批评，与晚唐以来孟柴李肇开创的“以诗证史”一样，为后人杜诗批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批评方法；两种方法的相同处是都是建立在着重对“诗”“史”品质互通和汇流的基础上对杜诗“诗史”品格的发掘。其不同处则在一以“证史”为依归而一以“证诗”为目的；以史证诗，着眼自然还在文学形态的诗，其实对诗本事的关注很容易造成流弊，有牵强附会之嫌疑；而以诗证史着眼则在对史事的过分追寻和探究，以致把诗当成纯粹的生硬的材料而消解其新鲜的艺术个性。

一百一十四、【点评】

一百一十五、这首词是描写春景的名作，“清凉自在，如涉灵境”：残花凋去，青杏初发，柳絮纷飞，天涯四处长满萋萋芳草。墙外的行人听着墙内佳人的笑声渐渐消失，不觉惘然若失。一堵围墙矗立，难睹佳人芳容，多情与无情予人更多想象空间，情境生动。

一百一十六、吹将草木作天香。

一百一十七、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创新精神,用词来描写激烈的战斗场面和火热的战斗激情,热烈歌颂抗金战斗中的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表达恢复中原收复失地重建家园回归故里的英雄抱负和驰骋疆场、报效朝庭、英勇杀敌的强烈愿望。如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一词,作者在这首词中描写了诗人在梦中举行的盛大的点兵场面,“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这首词以丰富的想象,急促的音节,响亮的音符,描写出了将军的豪壮情怀,军营的肃整威严,士兵的昂扬激情,战马奔驰,万箭飞鸣的激烈紧张的战斗场面。这首词把气势纵横的战斗场面,渴望上阵杀敌的激情,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

一百一十八、政治讽喻

一百一十九、傅璇琮等.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一百二十、总之,辛弃疾的文学创作以词为主,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了前辈苏轼。苏轼重在描写文人雅士的坎坷经历,折射起伏跌宕的人生遭遇和险恶的社会环境。辛弃疾意在描写激烈的战斗,以及战争带来的祖国河山的满目疮痍。

一百二十一、东邻多白杨，夜作雨声急。窗下独无眠，秋虫见灯入。（《短桥》卷三，第135页）

一百二十二、何为“活法”

一百二十三、刘乃昌:《辉煌的爱国词章――谈辛弃疾的词》,《古典文学知识》,2007年。

一百二十四、“宋诗学所讨论、所追求的‘趣’以幽默、机智、理性、巧慧为其特点，是宋人尚理精神、自适心态和谐谑意识在诗歌中的结晶，并成为‘宋调’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周裕锴先生的看法是对宋诗整体特征的把握，诚然在品读东坡与诚斋的诗歌时，这一鲜明的特征已表露无遗。

一百二十五、“诗外有事”的说法，严格说来似乎还停留在“以诗证事”的“实谓”层面，即囿于对诗本事的追求和询问；而对诗本事的重视正可以视为“诗史”传统的一斑，从《左传》即已肇其端。在左氏看来，史本来是“纪事载言”的，“寓褒贬惩善恶”的道德价值也只有在字里行间的本事里才能体现出来。苏轼既然有心于“咏史诗”的创作，而且又注重多学科的会通化成，如其鼓吹的“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祠堂记》)，以及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之论，那么他在这里对子美诗本事的探究实际上正表明了他对于“诗”“史”会通与“诗史”批评的兴趣。所以他接着说：

一百二十六、闹里清游借隙光，

一百二十七、苏轼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受韵律的限制,对词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打破了诗与词的界限,把古体诗的笔法融入填词之中。主要表现在凡是能用诗歌来描写的万事万物,苏轼都可以用词表现出来,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无景不可融,扩大了词的领域。苏词大胆地吸收了古体诗的写法,善用赋比兴之法,借鉴诗歌的想象、夸张、比拟的方法,丰富词的意境,烘托诗人感情,还善于将诗歌的叙述、议论、状物、抒情熔为一炉,达到了情景交融、言情说理为一体的效果。如苏轼《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一词,这是一首借孤独、寂寞的鸿雁来表现诗人在遭受政治迫害以后险恶处境和凄苦心情的咏物词,词人采用了诗歌的状物言志的表现手法,活化了诗歌声韵。“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表现了诗人不肯随波逐流、慎重选择人生进退、保持自己高洁志向的思想情怀。

一百二十八、放生的鱼鳖在水中追逐游人，无所畏惧，而无主的荷花却处处随意盛开，不管人为的景色还是自然的馈赠，都体现了一种其乐融融的气氛。以水为枕，躺在随意漂流的小舟之中，水中青山的倒影仿佛在仰视着自己，小舟轻轻随水流摇动，仰望夜空，仿佛是月亮在徘徊不定。此诗明媚可人又富理趣。

一百二十九、由于苏轼兄弟的手足亲情，才使我们能在郏县拜谒到苏轼的陵园。苏轼生前多次路过此地，见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形似类其乡”，“美似家乡峨眉山”，就有了终老于此的愿望。公元一一0一年，苏轼病死于常州，临终前，他给弟弟苏辙写信说：“即死，葬我于嵩山下，子为我铭。”第二年，苏辙和苏轼的幼子苏过一起遵照遗嘱将其从常州移葬于此。苏轼死前，苏辙就已经隐居在今天的许昌，谢绝宾客，闭门著书。苏轼迁葬小峨眉后，苏过也迁到许昌定居，每年到父亲的坟上祭祀。苏轼、苏辙兄弟一生手足情深，患难与共。苏辙与夫人史氏相约，死后愿和兄长同葬一处。公元一一一二年，苏辙在许昌去世，其子依嘱将他葬在苏轼身边。元代至正年间，郏县县尹杨允认为苏轼兄弟之学皆出于其父老泉先生，苏洵葬在老家四川眉山，相距这里数千里，父子往来好不麻烦，于是在苏轼、苏辙两座坟墓之间为苏洵建造了衣冠冢，这就是我们眼前看到的三苏坟。

一百三十、这两句诗具有夸张和幽默的效果，生动地刻画了苏轼不畏强权，我行我素的精神品质。

一百三十一、烟雨骷θ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卷九，第438页）

一百三十二、品评书法

一百三十三、梦回拾得吹来句，

一百三十四、此次昙秀到惠州来访，苏轼作《书昙秀诗》记载了3年前送客山光寺，与昙秀作诗唱和的往事。昙秀在惠州住了10天，在即将起程回扬州之际，苏轼赠昙秀诗一首，其中有两句为：“瘴云应逐秋风靡，胡不只作十日欢。”并录唐代“药王”孙思邈的《千金方》赠给昙秀。又作《跋所赠昙秀诗》。在此则题跋中，苏轼问昙秀：道观中人见你回来，一定会问你要一些土特产，你送什么东西给他们呢？昙秀说：惠州的清风，白鹤峰的明月，我会把它们送给每一个人。只可惜清风看不见，明月也摸不着。苏轼说：你不如拿几张我写的字回去，每人送一张，告诉他们，上面写的是《妙法莲华经》，可以救灾祈福。昙秀收好苏轼的墨宝道别而去。

一百三十五、缪钺先生在《论宋诗》一文中有如下一段话：“唐人以种种因缘，既在诗坛上留空前之伟绩，宋人欲求树立，不得不自出机杼，变唐人之所已能，而发唐人之所未尽。其所以如此者，要在有意无意之间，盖凡文学上卓异之天才，皆有其宏伟之创造力，绝不甘徒摹古人，受其宠罩，而每一时代有自有其情趣风习，文学为时代之反映，亦自不能尽同古人也。”苏轼与杨万里两人作为北宋诗坛的代表，虽然各自的诗学观点、艺术技巧、个人天赋不尽相同，但是“妙喻”与“活法”都在诗人的笔下与诗人的情思相结合，幻化出精彩的诗篇，突出了“宋调”“美在气骨”特征，丰富了宋诗的艺术表现手法。

一百三十六、南朝・刘勰撰.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译注[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一百三十七、苏轼以大无畏的革新精神,冲破词仅限于描写男女之情和离愁别恨桎梏,描写仕途坎坷的悲惨遭遇,抒发文人雅士遭受打击历经磨难的忧愤之情,重在言壮夫之志,舒豪士之气,写达人之怀。辛弃疾在苏轼开拓豪放词的领域里,结合自己武士之身世,弛骋疆场之经历,描写激烈壮观的战斗场面和壮志未酬的愤慨,使宋词展现出一幅刀光剑影、万马齐鸣的腥风血雨的战斗画面。

一百三十八、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二（卷七，第340页）

一百三十九、苏轼的“妙喻”与杨万里“活法”的异同

一百四十、祁藻是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诗坛领袖，一生集诗近3000首，自编《亭集》12卷、《亭后集》12卷。近代著名诗人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称“祁文端为道、咸间巨公工诗者”。祁隽藻的诗风质朴，不事雕琢，朗朗上口，晓畅如话。五言、七言、乐府、歌行诸体皆备，均有佳作传世。其诗作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是研究晚清历史的参考资料。

一百四十一、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一百四十二、（本文为北京市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深化计划“中青年骨干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PHR201108315。）

一百四十三、杨万里“活法”的特点

一百四十四、苏轼的诗歌在运用比喻的艺术手法时，更多的是自身的天赋使然，苏轼奇特的想象和恣肆的文风是天然形成的，固有“坡仙”的美誉。而杨万里的诗歌风格并不是像苏轼一样由于自身的天赋形成的一种圆熟的风格，更多的是通过后天自身的学习才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诗风。

一百四十五、千载人和百世士是什么意思?最后两句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观点?

一百四十六、关键词:辛弃疾苏轼豪放词继承发展

一百四十七、出处：出仕和隐居

一百四十八、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一百四十九、苏轼对词的革新,给当时词人“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的表率作用。辛弃疾秉承他的创新精神打破了文与词的樊篱,合文与词为一家,创造性地融汇了散文的优长。具体表现为:辛词把散文的叙述、描写、状物、抒情、对话、议论的写作手法引入词中,特别是将口语对话引入词中,显得词句生动活泼,形象鲜明,生活趣味浓郁。辛词活化散文句法,突出词的思想内容,句式灵活,整散结合,有利于表达诗人大起大落的思想情绪,不囿于词句的固定呆板声律。辛词使用了大量典故,以托古喻今、寄寓情思,隐晦地流露自己不可言状的悲愤之情,但又无堆垛之弊,恰切地表达了作者的情感。如辛弃疾《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一词,“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就活化了散文句式,描写自己抽刀凝视、拍栏长叹、无人理解的满腔悲愤,巧妙地抒发了诗人抑郁的情怀和失意的悲痛。

一百五十、彭泽：指陶渊明，他任彭泽县令后一百多天即弃官归隐。

一百五十一、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一百五十二、醉时真境发天藏。

一百五十三、诗歌的语言重在含蓄，切忌过于直白，因此通过“立象”来达到“辞约而义广”。天才型诗人——苏轼正是长于“譬喻”，而其的诗句往往在诗人自己的笔下含蓄生动，抒情说理都自然贴切，深入浅出，后人以“妙喻”二字誉之。

一百五十四、苏轼嘉v六年（1061）至治平元年（1064）在凤翔任内作诗一百三十六首，苏诗独特的艺术风格基本形成。治平三年（1066）返蜀服父丧，无诗传世。熙宁二年（1069）还朝至熙宁四年（1071）四月在朝作诗十九首；七月出京赴杭州任，十一月抵扬州，作诗三十七首；共五十六首。熙宁二年至熙宁四年苏轼作诗很少，且艺术风格上属于凤翔诗到杭州诗的过渡阶段，故仍将此期间诗作归为凤翔诗一类。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至熙宁七年（1074）九月，苏轼在杭州任内作诗三百二十首，其诗歌豪放风格更加成熟，艺术水平较之凤翔诗作有很大提高。今拟从题材内容方面分析苏轼从凤翔到杭州诗歌创作的演进历程。

一百五十五、苏轼“妙喻”的特点

一百五十六、宋・苏轼.东坡乐府[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一百五十七、婉约词常描写词人的离愁别绪、忧思苦闷、男女情爱或是生活中的闲情逸致，常以意境为上。元代画家黄公望所说：“画不过意思而已”，其实诗词也大致如此，相比写实，更加追求意境的创造。“意境是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韵味无穷是意境的美感魅力所在。‘韵味’是意境中蕴涵的那种咀嚼不尽的美的因素和效果，包括物色、情感、意味、风格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美感效果。”而在意境的创造上，苏轼的婉约词是功力十足。

一百五十八、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亦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又云：“知名未足称，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也。

一百五十九、仅仅因为“不知其姓名”，所以“可恨”如此，正表明苏轼的兴趣所在。当然，他“以史证诗”的努力，不仅仅出自其诗学批评的兴趣，更在于他的“以文为诗”的学术背景。因为“以文为诗”需要广阔的视界和深厚的知识基础，只有高人一等的学识和服光才能发他人不到之处。宋人之注重“须要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眼目”(费衮《梁溪漫志》)，虽然似有偷袭杜甫的嫌疑(杜诗《丹青引曹霸》即有“开生面”之语)，但宋人却以“别开生面”为号召，以为对唐人的反动，不仅标志他们的咏史诗乃至整个诗歌创作的魄力和主旨，甚至严格意义上说，也标志了他们迫于唐诗登峰造极的成就而于创作道路和诗境拓展的无奈，“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杨万里《送彭元忠》)，自然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学批评上的别开生面。姜夔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白石道人诗说》)，着眼点其实也就在此。如果可以说唐诗成就在阔大和宏观的剪裁，那么宋诗则成就在细密和微观的针脚。

一百六十、宋・苏轼撰，邹同庆等著.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一百六十一、同治元年（1862年），祁藻在弘德殿教授同治皇帝读书。同治四年8月以疾致仕。翌年9月病逝，谥文端。

一百六十二、这首诗的原文是“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这是苏轼被贬后的含蓄婉约小词。

一百六十三、关键词：苏轼；婉约；宋词

一百六十四、（来源：文章屋网 ）

一百六十五、北宋大文学家苏轼以自己独特的艺术素养,溶进自己坎坷遭遇,开创了豪放词风。南宋的辛弃疾历经磨难,继承苏词的豪放风气,抒发自己悲愤难平之怨,继承发展了豪放词风。

一百六十六、新奇取胜

一百六十七、苏轼、辛弃疾都是宋代成就卓著光彩照人的词人。“苏轼是一位文学全才,他以豪放词享誉词坛。”辛弃疾是一位文才武将,他以豪放词风在南宋词坛上矗立一宗。苏轼发扬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创新精神,以诗为词,运用浪漫主义创作原则,开创了高旷清雄豪放词风。辛弃疾继承发扬苏轼豪放词风,活化散文笔法,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形成悲壮苍凉的豪放风格。他们俩承前启后,一脉相承,将宋词豪放词风推向顶峰。

一百六十八、辛弃疾在继承苏轼豪放词风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了豪放词的雄奇阔大的意境,在豪放旷达的词篇中浸透着长歌当哭的深切悲愤。如他描写横卧江水的大桥是“千丈晴虹”,描写连绵起伏不绝的群山是“万马回旋”。词人笔下的一景一物都浸透着词人的心血和浓郁感情,为衬托他豪迈的胸怀,悲壮的情绪,词中的景物都变得雄奇突兀。如最能代表诗人辛弃疾情感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一词,这首词描绘了春色在雨打风吹中匆匆归去,流露了惜春、留春、恕春的婉转曲致情怀,暗喻了抗金大势已去,南宋政局风雨飘摇,借陈皇后之事比喻君臣阻隔、自己遭谗被讥的满腔恕愤之情。这首词一唱三叹,感情起伏跌宕,充分表现了辛弃疾抗金救国的雄心壮志,充溢着壮志未酬的忧愤之情,豪迈之气,悲壮感人。

一百六十九、三　以“忠义”解“杜诗”

一百七十、平易自然

一百七十一、这句诗出自宋朝大诗人苏轼的《蝶恋花》，提起苏轼你可能就想到了这首诗肯定不是写儿女情长。因为苏轼的人生坎坷，所以苏轼的诗也就是给人一种怀才不遇，以及对人生的大彻大悟。

一百七十二、宋人绝句的一大创获，就是在题材内容上对唐人的开拓与突破，绝句不仅可以用来反映重大的社会题材，更可以抒写日常生活的小情趣。在绝句从“唐音”变为“宋调”的演进历程中，苏轼为绝句题材内容的扩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无事不可入诗，在诗歌取材上较前人有更大的开拓：“陶成瓦砾亦诗材”。从凤翔到杭州，苏轼绝句的创作历程，正体现出宋绝句题材内容日益多样化的演进历程。

一百七十三、宋・苏轼.东坡志林[M].北京：中华书局，2007.

一百七十四、惭愧南风知我意，

一百七十五、这些墓园的标示符，如诗魂撰写的往事，在嵩岳余脉莲花山和汝水旷川蔓延的空气中余音轻绕。这是河南郏县境内一个情思深婉的墓园，葬埋着四川籍的北宋大文学家苏轼、苏辙与其父苏洵衣冠。我在深春四月天，和一帮文朋诗友慕名而来在三苏寺大门内的“青山玉瘗”牌坊前驻足。凭吊苏坟，是要先拜谒这个石坊的。幸而在诗人高春林的随笔《一个无上清凉的石坊》里，通读过这个石坊，说是“青山玉瘗”这四个大字是明代政要王尚絅特别临摹苏轼手迹在戒烟戒酒戒色戒荤一段时间后来撰写的，可见其来历真是很虔敬很慎重。不过，能打湿我情愫的乃是左右石柱隶刻苏轼的《狱中示子由》词句：“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睹诗思人，一种渊然以思，爽然而又怅然，莫名其安在的感觉随着扑面的清风雨点缓缓袭来。

一百七十六、跋子瞻和陶诗

一百七十七、赠答酬唱

一百七十八、“冲口出常言”、“满心而发，肆口而成”的诗学态度是东坡所提倡的。同样，杨万里也有相同的看法。在这种以体悟自然为基础的创作上，二者的诗句在风格上，多为自然之语。

一百七十九、者对于宋诗的意义

一百八十、祁藻还是一位书法大家，其书法精湛高妙，领袖群伦，横绝一时。他的书法由小篆入真行，宗柳公权，学颜鲁公，参以黄庭坚，并上溯“二王”，形成了潇洒练达、舒逸遒健的风格（图1）。他善榜书、对联（图2），长短篇无一不精。其楷书遒健端凝，偶夹行书笔意，得“颜筋柳骨”之精髓。他精研“二王”，并能不流于柔媚。论者谓达到“大书深刻”之绝诣，“为一时最，人共宝之”。

一百八十一、胡云翼.宋诗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0.

一百八十二、者的相同点

一百八十三、王水照.论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J].社会科学战线，1984（5）.

一百八十四、总之,苏轼突破晚唐五代以来绮丽词风禁锢,昂首高歌,在宋代词坛上矗立豪放一宗。辛弃疾继承发展了苏轼开创的豪放词风,把豪放词推向顶峰。苏轼词宛如波澜起伏汹涌澎湃的江河源头,辛弃疾词恰似滔滔东流的江河水,一泻千里,波涛汹涌,源远流长。

一百八十五、辛弃疾充分发挥了词的叙述、抒情、议论的功能,用词来抒写自己宏伟的政治抱负,抒相思之情,怀故土之念。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都涉猎其中,达到无事不可入词的地步。辛弃疾一生写了大量的壮怀激烈的爱国主义词篇。同时,也抒写了不少在动乱的时期,自己闲置在家,流连诗酒,啸傲溪山的田园山水词。如《清平乐・村居》一词,既描写了农村田园恬静的自然风光,又反映了江南水乡勤劳吃苦的农民辛劳的生活,刻画了农民淳朴善良的性格特点。

一百八十六、四　用事载人

一百八十七、一纸行书两绝诗，遂良须鬓已如丝。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柳氏二外甥求笔迹》其二（卷十一，第542页）

一百八十八、标志着苏轼的心态真正变得平和超脱的诗作是作于元丰五年的《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一诗。在这首诗中，苏轼说：“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此诗已然展现出苏轼对自身遭遇的释然心态，从容超脱。可见苏轼对世事变迁、对人生起伏有一个心态逐渐淡然的转变过程。到元丰六年，苏轼再作《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一诗时，依然脱胎换骨，与乌台诗案之前的自己判若两人。诗中说：“乱山环合水侵门，身在淮南尽处村。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此诗作于苏轼在得知朝廷人事变化以及自己有被重新任用的可能之后。这对被贬多年的苏轼来说，无异于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此时的苏轼并没有像当年的李白那样忍不住内心的喜悦，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而是用非常含蓄的语言和非常平和的心态娓娓道来。诗中所谓“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一句，只说自己习惯于田园隐居的生活并打算于此终老，不说此种艰辛的生活实属被朝臣排挤陷害的结果，同时还用极为含蓄的方式表达了对朝廷气象一新、欲有新作为的欣喜。但这种欣喜是如此之淡然，从表面上几乎看不出来。对自己可能重新被朝廷任用的好消息，他也只是在诗题中用“复出东门”及“暗香先返玉梅魂”的诗句加以巧妙暗示。全诗温雅含蓄，从容淡然，能够充分反映出苏轼对个人荣辱和人生起伏所具有的平和心态。

一百八十九、为发泄自己怀才不遇、遭受打击的悲愤难抑之情,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豪放词风,于南宋词坛上屹然别立一宗。徐矶在《词苑丛谈》一文中引录黎庄云语:

一百九十、严玲玲:《苏轼词的喜剧特色》,《文学教育》,2007年第11期。

一百九十一、这首词是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定慧院时所作。词中描绘了夜深人静时分，一轮缺月挂疏桐的景色，幽人好似鸿雁，孤独寂寞形单影只。所谓“情景交融”、“一切景语皆情语”，这此情此景就好似苏轼此刻的心境：在“乌台诗案”的牢狱之灾中，苏轼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躲过此劫后的苏轼被贬，职位低微。千帆过尽，几经磨难，还是落得一人在这小院中暗自悲凉。词的下阕借物拟人，“即物即人，两不能别”。苏轼开始以婉约抒胸臆，含蓄委婉地以鸿雁“不肯栖寒枝，宁宿冷清寂寞的沙洲”这一形象表达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即使身处人生低谷也不向世俗眼光低头，要保持高洁的品质和充满傲气的心境。宋代文学家黄庭坚对此词评价到：“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

一百九十二、【注】

一百九十三、【答案】

一百九十四、辛弃疾本是文武全才,既胸怀用兵韬略,富有激烈的战斗经历,又是满腹诗书,豪情壮语在胸中激荡,随时喷薄而出,洋溢着自己壮志难酬的压抑悲愤之情,浸透着自己心酸的人生遭遇。因此,辛弃疾豪放词里呈现着豪壮苍凉、雄奇沉郁的艺术特征。

一百九十五、扁舟乘兴到山光，

一百九十六、苏轼y杭时期的写景咏物绝句在内容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备受后人称赞。试看二首：

一百九十七、读此诗，仿佛与苏轼一起泛舟西湖，夜凉如水，暗香浮动，清茶一盏，相对脉脉，远离了灯火灿烂的古寺，惟有明灭的湖光，照着这柔柔菰蒲，亭亭的荷花。白日纷乱复杂的心绪，渐渐尘埃落定，只愿沉醉于这一片温柔水乡之中。

一百九十八、虽然苏轼在谪黄期间努力追求平和超脱的从容心态，并逐渐达到旷达、淡泊的人生境界，但在此期间，在他的诗作中还存在着另一个苏轼，一个抒发幽怨婉曲、自哀自怜之情的苏轼。

一百九十九、不及梨英软，应惭梅萼红。西园有千叶，淡懈纤浓。（《李》卷三，第137页）

二百、比如在作于元丰三年的《初到黄州》一诗中，苏轼曾说：“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这首诗显然是要表现作者能够以超然的心态面对命运的不公和现实生活的艰难。但是“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一句，在貌似旷达的表象之下，实则涌动着强烈的不平之气，尤其是对自己遭遇贬谪的命运感到不公。而“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更是在貌似谦卑恭敬的表象之下透露着明显的抱怨之情。

二百零一、乌台诗案的政治遭遇和贬谪黄州的人生打击使苏轼意识到，在当时激烈的党争环境下，自己过往的性格、言行及处事方式很容易遭到政治对手的攻击。因此他努力改变熙宁年间在诗文创作中动辄就直抒胸臆、议论时弊的轻率做法，努力追求平和超脱、淡然从容的处事心态，一方面真的是为了修补自己性格中过于奔放外露的弱点，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世人展示自己荣辱不惊的稳重与超脱。为此，他修习佛、道，调整心态，努力使自己做到超然物外、乐观旷达、平和从容。但是这种追求并不能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逐渐进步的过程。

二百零二、林语堂.坡传[M].西安：山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二百零三、时宰：指当时的宰相章惇，他对苏轼一贬再贬，必欲致之死地。

二百零四、在苦难深重、战火连天的北方成长起来的辛弃疾,目睹了异族入侵家乡,带给人民群众的痛苦生活和在敌人铁蹄蹂躏下的悲惨遭遇。南归后,辛弃疾又遭投降派的打击排挤,收复失地之心难灭,思念故乡之意难忘,报国救民之志难伸,总想借词来发泄自己胸中愤懑。他以苏词为准则,本着以有利于表情达意为原则,选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真实地记叙了祖国分裂、人民遭殃的现实,愤怒地揭露了投降派卖国求荣的丑恶嘴脸,抒发了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忧愤之情。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真实记录了历史事件,借以警告南宋当权者要慎重用兵,以免重蹈历史覆辙。诗人又用廉颇自比,表明自己老当益壮、愿为北伐大业尽力的雄心。全词记录历史事件,真实可信,抚时感事,气概雄伟,体现了悲壮苍凉的风格,无不闪烁着现实主义光辉。

二百零五、千载人和百世士都是赞美两位诗人的话，称他们是流芳千年百世的人。

二百零六、苏轼为提高词的表现力,冲破曲词的藩篱,大胆地将古体诗的笔法引入词的领域,形成了苏词意境深邃飘逸、感情真挚深沉、句式灵活多变、语言质朴自然、不受声律局限的风格。辛弃疾更是借用散文笔法,形成了辛词语言丰富多彩,写作技巧任意调遣的特征。经过苏轼、辛弃疾共同的努力,促使宋词花团锦簇,鲜艳夺目,繁荣了宋词舞台。

二百零七、道光二十年，祁藻奉旨赴福建视察海防建设和禁烟事宜。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后，他上书道光皇帝，提出5条切中时弊的建议：“一、建议闽浙总督宜驻泉州督办防务。二、建议将福建沿海的炮台改为炮墩。三、建议朝廷重视海战，制造可与英军抗衡的大船、大炮。四、查禁烟贩，惩治汉奸。五、禁止漳州、泉州两府行使夷钱，凡有夹带或私铸者均要治罪。”这些建议得到道光皇帝认同，并颁旨施行。二月，祁藻补授兵部尚书。道光二十一年，调任户部尚书；同年九月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次年任经筵讲官，为皇帝研读经史。道光二十六年，祁藻前往天津调查长芦盐运使陈鉴挪用盐税案，撤职查办了陈鉴，整饬盐政，从而使清朝的盐政管理得到改善，清廷的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此举被时人称为救时良策。道光二十七年，祁藻主持户部筹办恢复海运，从此，海运成为清朝重要的运输方式。

二百零八、苏轼是豪放派的先锋，但其创作的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婉约词题材广泛，表现手法多样，感情真挚深婉，词句清丽自然，格调高远雅致，有的词中还充满禅理，和其豪放风格的宋词大相径庭，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

二百零九、参考文献:

二百一十、总之,苏轼是一位文弱书生,在遭受坎坷后悲愤地申诉叹息。辛弃疾是一位文才武将,在遭受打击后立马横刀地怒吼发威。苏轼冲破词以写男女离愁别绪的艳科藩篱,大胆地用词写自己的政治遭遇,抒发自己悲愤难平的心情。辛弃疾高扬改革之帜,大胆地用词来描写宏伟壮烈的战斗场面,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愤懑。辛词在苏词豪放之气的基础上,笔酣墨饱,气势飞舞,慷慨激昂,悲壮苍凉。他们俩共同开拓了豪放词风,张扬了豪放之气,树立起了豪放之帜。

二百一十一、此词为苏轼贬谪黄州时所作，短短几句便勾勒出一幅夏日雨后的乡间小景，是苏轼生活中闲情雅致的写照，体现出苏轼身居乡村的怡然自得。

二百一十二、二

二百一十三、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4-0018-01

二百一十四、“辛稼轩当弱宋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泄……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於词。”

二百一十五、讲求奇趣

二百一十六、生命体认

二百一十七、在“活法”的启发下，杨万里的诗歌呈现出对“以俗为雅”的传承和“以雅为俗”的革新，最终达到“雅俗共赏”艺术新境界。对于杨诚斋善用俗语是比较公认的，如“拍浮”、“抵死”、“怪生”等。这些来自民间的语言使诗句更加生动活泼。

二百一十八、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

苏轼的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