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名言十篇，叔本华

叔本华名言十篇

一、申叔时所论春秋、世、诗、语、故志的历史教育宗旨

二、宋]戴溪：《石鼓论语答问》，民国永嘉黄群排印敬乡楼丛书本，1928-1935。

三、7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7，《楚语上》，第528页。

四、《论语・为政篇》何晏《集解》引汉孔安国《论语训解》：“（季康子）鲁卿季孙肥，康，谥。”哀二十三年《左传》杜《注》：“肥，康子名。”清李楷《尚史・鲁诸臣传中》：“季孙肥，斯之子康子也。”[13]

五、1951年10月1日，王任叔在大使馆主持了一次庄严而又隆重的国庆招待会。国庆招待会对任何国家驻外使节来说，都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外交活动，也是驻在国当局十分重视的外交活动。作为刚刚上任不久的王任叔，就更是要小心翼翼、不遗余力地把这招待会筹划好、办好、办成功。

六、此事虽小，然而对黄永玉启迪非小，震撼巨大。不知弘一法师在当年那位顽皮的孩子身上，是否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看清了这个小孩子，有朝一日会成就一番艺术事业。人生轮回，起步到终点，原始到目的，总像有着禅机无限，也似冥冥中早有安排，却又难以言表。

七、王任叔的中枢神经也随之开始由紧张转为松弛，他东看看、西看看，脑子里反复想的是，他在客人中间的活跃周旋和来客们的喝彩。接着，一种成就感使他有些陶醉、有些飘飘然。当发现招待会场地上只有使馆人员时，他便有些忘乎所以了，长期养成的自由散漫、不拘小节的毛病，就地复发了。

八、襄二十三年《左传》：“季武子无m（嫡）子，公弥长，而爱悼子，欲立之。访于申丰，曰：‘弥与纥，吾皆爱之，欲择才焉而立之。’”杜《注》：“公弥，公I；悼子，纥也。”[3]昭二十五年《左传》：“季公若之姊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初，季公鸟娶妻于齐鲍文子，生甲。公鸟死，季公亥与公思展与公鸟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与饔人檀通，而惧，乃使其妾x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x余。’又诉于公甫，曰：‘展与夜姑将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与公甫告平子。”哀八年《左传》：“齐悼公之来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鲂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与也。……九月，臧宾如如齐莅盟，齐闾丘明来莅盟，且逆季姬以归，嬖。”昭二十五年《左传》杜《注》：“（小邾夫人）平子庶姑，与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宋元夫人，平公之外姊。……公鸟，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公亥，即公若也。（公思）展，季氏族。……季姒，公鸟妻，鲍文子女。饔人，食官。……秦遄，鲁大夫。妻，公鸟妹秦姬也。……公甫，平子弟。……公之，亦平子弟。”《礼记・檀弓上》孔《疏》、文六年《b梁传》杨《疏》并引《世本》：“公子友生齐仲，齐仲生无逸，无逸生行父，行父生夙。”文六年《b梁传》杨《疏》引《世本》作：“季友生仲无佚，佚生行父。”又，《诗・鲁颂・o》孔《疏》：“行父，是季友之孙，故以季孙为氏。死，谥曰文子。《左传》《世本》皆有其事。”《礼记・檀弓上》孔《疏》引本无“文子”，今据《o》孔《疏》补入。“宿”，《国语・鲁语下》《礼记・檀弓上》孔《疏》引《世本》《礼记・檀弓》郑《注》俱作“夙”，则夙即季孙宿。（参见：清张澍集补注《世本》卷五，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57年。）[4]《礼记・檀弓下》孔《疏》引《世本》：“悼子纪（纥）生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康子曾孙昭子强。”（《世本》之“悼子纪”，《左传》皆作“悼子纥”，疑传写之误。参见：清秦嘉谟辑补《世本》卷六。）[5]《礼记・檀弓下》孔《疏》《元和姓纂・一东》并引《世本》：“悼子纪（纥）生穆伯靖，穆伯生文伯b，文伯b生成伯，成伯生顷，顷为公文（父）氏。”庄二十五年《春秋》杜《注》：“公子友，庄公之母弟。”定八年《左传》杜《注》：“（季寤）季桓子之弟。……（公I极）公弥曾孙，桓子族子。……子言，季寤。”哀二十三年《左传》杜《注》：“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春秋释例・世族谱上》：“季孙氏，公子友，季友、成季、季子、公子季友，桓公子；季孙行父，季文子，公子友之孙；季孙宿，行父之子武子也；悼子，纥，宿之子；平子，意如，悼子之子；桓子，斯，平子之子；康子，肥，桓子之子；公甫，季孙纥之子；公之，季孙纥之子；季鲂侯，意如子；季寤，子言，意如子；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季孙宿女；……秦N之妻，秦姬，季孙宿女；公鸟，季孙宿子；季公亥，公若，季孙宿子；申，公亥子；……季姬，季孙斯女。”[6]《汉书・邹阳列传》颜《注》：“季孙，鲁大夫季桓子也，名斯。”[7]宋程公说《春秋分记・世谱六》：“季氏，别祖季友，《公子谱》之四世也；生无佚；无佚生行父；行父生宿；宿生四子：曰公弥（后为公I氏），曰公纥，曰公鸟，曰公亥（无后）；公弥生顷伯，顷伯生隐侯伯，隐侯伯生公I极；公纥生三子：曰意如，曰公甫靖（后为公甫氏），曰公之（无后）；意如生三子：曰斯，曰寤（无后），曰鲂侯（无后）；斯生二子：曰肥，曰南孺子所生男；靖生蜀欠；公鸟生申。”[8]

九、季孙肥事略考

一十、后来黄永玉看到弘一法师为其所书条幅，有两句一共十四个大字：“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世人得离苦”。

一十一、由上，可以认为，申叔时所讲的“故志”，性质同于《左传》、《国语》以及《吕氏春秋》所称引的“前志”、“上志”，内容主要包含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之道，或如对夏、商、西周兴亡的总结。其实，按中国文字的本意，“故”与“前”、“上”皆有先代之意。而所谓“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的教育意义，即在于使太子了解历史上的朝代兴亡之道，明晓统治并非固定不变的，从而心存忧患与戒惧，注重以史为鉴。

一十二、9 张政烺：《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按：张先生将“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在“务”下断句，故称“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为三句。

一十三、据我(指易非)所知，作者(指程远行)并非当时使馆人员，不可能在现场，但这些描写似乎作者是在现场一样。

一十四、3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13，《王制》，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342页。

一十五、4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3，《晋语七》，第445页。

一十六、14 董增龄：《国语正义》卷4，《鲁语上》，第436—437页。

一十七、李叔同简介：性格特征

一十八、那么总有主要原因的哕。笔者综合各方面信息，不难得出以下推论：一是王任叔上任不久，便在香港一家杂志上发表了《在外国监牢里》一文，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印尼执政者，对苏加诺总统大为不敬。文章虽然署的笔名，但印尼情报人员很快查出该“太作”出自中国大使之手；二是一位印尼华侨报人由于与政府政见不同遭通缉，逃到中国大使馆要求避难。按理中方不应卷入印尼国内纠纷。可王任叔出于同情心，将外事纪律忘得一千二净，甚至不请示外交部，自说白话留该华侨住T-晚；三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使馆的领导干部多数是从军队转业过来的。军人组织纪律性强，其作风同文人直爽散漫脾气相差很大。导致王任叔与某些部下意见不和、步调不一致，工作中存在分歧。

一十九、国吴]韦昭注：《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二十、7 张政烺：《解题》，《文物》，1977年第1期。

二十一、李叔同在写《送别》这首词时，有一段动人故事。“天涯五好友”中有位名叫许幻园的，有年冬天，大雪纷飞，当时旧上海一片凄凉。许幻园站在门外喊出李叔同和叶子小姐，说：“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挥泪而别，李叔同看着好友远去的背影，含泪写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传世佳作。

二十二、9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2，《周语中》，第72页。10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7，《楚语上》，第529页。

二十三、7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2，“大宰”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页。

二十四、注释：

二十五、春秋r期季孙氏世系考

二十六、普通人只想到如何度过时间，有才能的人设法利用时间。

二十七、名誉是表现在外的良心；良心是隐藏在内的名誉。

二十八、1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7，《楚语上》，第529页。

二十九、襄五年《左传》：“季文子卒，大夫入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论语・公冶长篇》：“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论语・公冶长篇》魏何晏《集解》引汉郑玄《论语注》：“季文子，鲁大夫季孙行父。文，谥也。”《国语・周语中》韦《注》：“季文子，季友之孙，齐仲无佚之子季孙行父。”《鲁语上》韦《注》：“文子，正卿季孙行父也。”

三十、走马上任当大使

三十一、除了程远行、易非观点，周劭(执业律师、编辑、作家、老文人)在怀念王任叔文章《巴人哀思》中提到过此事：印尼独立后首任总统苏加诺是位精力饱满爱热闹讲排场的总统。空军节为印尼最重要的节日，在空旷的机场举行典礼，往往持续五六小时。各国使节不免都要应邀出席观礼。巴人实在站得腿酸时，便拿起一瓶饮料，仰头便喝，那时美国销路最广的《生活》杂志记者便对之“咔嚓”一声。其时侵朝战争虽已爆发，上海还可以看到美国刊物，我便看到了这张照片。黄秋耘(历任新华通讯社福建分社代社长、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等职务)在纪念王任叔文章《风雨年华》中也提起过此事：在某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指王任叔)撬起了汽水瓶的瓶盖，把瓶口含在嘴里就仰头狂饮起来。在场的记者纷纷用闪光灯拍照，第二天报纸上就刊出了中国大使狂饮汽水的“奇观”。

三十二、王任叔被拍照一事，在场的许多人都没发现。有的工作人员看到此事此景，还没反应过来，该外国记者早已扬长而去。而王任叔本人根本就没发现自己被拍的事。甚至有人从侧面讲到此事，王也不以为然。王还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招待会已经结束，我们是在自己家里，为什么还不能脱下衣服松快一下。

三十三、1 按：《周志》见于《左传》文公二年；《郑志》见于《左传》隐公元年、昭公十六年；《军志》见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宣公十二年、昭公二十一年；《礼志》见于《国语·晋语四》；《史佚之志》见于《左传》成公四年；《仲虺之志》见于《左传》襄公三十年；《前志》见于《左传》文公六年、成公十五年，《国语·晋语六》；《故志》见于《国语·楚语上》；《上志》见于《吕氏春秋》的《贵公》、《务大》篇；单称 “志”者见于《左传》襄公四年、襄公二十五年、昭公元年、昭公三年、哀公十八年，《国语·晋语九》，《吕氏春秋·贵当》等。参见刘节：《中国史学史稿》，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35—37页；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19—226页。

三十四、谦虚对才华无奇的人来说只是一种诚实，对才华绝顶的人来说，是一种虚伪。

三十五、4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7，《楚语上》，第529页。

三十六、襄五年《左传》杜《注》：“（季孙宿）行父之子。”昭十二年《左传》杜《注》：“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则季孙宿（前？年-前535年），即襄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十九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十年、昭元年、二年、三年、七年《左传》《国语・鲁语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世家》《孔子世家》《汉书・哀帝纪》《五行志中》《外戚传下》之“季武子”，姓姬，氏季孙，名宿，谥武，齐仲无逸之孙，季孙行父（文子）之子，季孙纥、季孙弥（公I）、季孙鸟、季孙若（公亥）之父，襄公五年（前568年）继父为卿，十一年（前562年）迫使正卿大司马叔孙豹（穆子）“三分公室”而“作三军”，十二年（前561年）继叔孙豹为正卿而执国政，昭公五年（前537年）“四分公室”有其二。其熟知典籍，尤谙习《诗》，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中期鲁国富有变革精神之政治家、军事家与贵族文士，传世有《国君冠具之制论》（见襄九年《左传》）、《盟臧氏书》（见襄二十三年《左传》）、《致公取卞玺书》（见襄二十九年《左传》）、《朝多君子论》（见襄三十年《左传》）、《告叔孙豹殡书》（见昭五年《左传》）、《加笾之礼论》（见昭六年《左传》）诸文。

三十七、谨案：文六年《b梁传》杨《疏》引《世本》之“仲无佚”，即《国语・周语中》韦《注》之“齐仲无佚”，“齐”盖其谥；而《礼记・檀弓上》孔《疏》引《世本》“无佚”作“无逸”，且误分“齐仲无逸”为二人二代，多出一代，不可据。又，武子之子公弥，见襄二十三年《左传》，杜《注》：“公弥公I。”又有公鸟、公若，见昭二十五年《左传》，杜《注》：“公鸟，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父。”公亥，即公若，则皆武子之子。又有公思展，亦见昭二十五年《左传》，杜《注》：“季氏族。”又有公甫、公之，亦见昭二十五年《左传》，杜《注》：“公甫，平子弟。……公之，亦平子弟。”又，唐林宝《元和姓纂・六止》、宋郑樵《通志・氏族略三》并引《世本》：“季桓子生穆叔，其后为子扬氏。”唐林宝《元和姓纂・六止》：“子雅，……鲁季桓子生武叔灶，亦为子雅氏。”则季孙穆叔（子扬）、季孙灶（武叔、子雅）皆为季孙斯之子。则程氏《春秋分记》谓季孙斯二子者，乃失考。又，林宝《元和姓纂・六止》：“子言，季平子生昭伯寤之后也。”则季寤不可谓之“无后”。足见程氏《春秋分记》说不确。故笔者此皆不取。则春秋时期鲁季孙氏（季氏）世系为：桓公允公子友公孙无佚季孙行父季孙宿季孙弥（别为公I氏）、季孙纥、季公鸟、季公亥（无后）；季孙纥季孙意如、公甫靖（别为公甫氏）、公之（无后）季孙斯、季寤（别为子言氏）、季鲂侯（无后）季孙肥、季孙穆叔（别为子扬氏）、季孙灶（别为子雅氏）、南孺子所生男（无后）；季公鸟季甲。

三十八、那么，申叔时所说的“语”，当如张先生所说是一种教学课本。在申叔时看来，这种教材的教育意义在于“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对此，张政烺指出：“‘教之语’是方法，目的是底下那3句话。所以这种教育是一种奴隶主阶级的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可能是周代以来的传统的方法，教育贵族子弟以历史的兴亡之道和政治的语言，一则吸取经验，一则又学着打官腔，以便恐吓和欺骗人民，进行有效的统治。”9参照张先生之说，结合韦昭所作“语，治国之善语”的注释，对于申叔时所讲“语”的内容及意义，可以这样认为：第一，“语”所承载的内容主要涉及先贤圣王如何治国的言论等，包含先王的德政思想以及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之道；第二，“语”的教育功用在于明德，即通过学习先王治国的嘉言懿行，以修明太子的品德，进而使其明治国安邦之道。这种教育自然也是着眼于太子作为国君继承者的身份。

三十九、“世”的教育意义，按申叔时所说，“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韦昭注：“为之陈有明德者世显，而闇乱者世废也”，“使之嘉显而惧废也”。3显然，“世”乃关于统治者世系的文献，教于太子，使其明晓有德者世系长，而无德者世系短，从统治时间长短的角度来警戒太子提高品德修养。

四十、《论语・先进篇》魏何晏《集解》引孔安国《论语训解》：“季子然，季氏之子弟也。”[10]《国语・鲁语下》韦《注》：“平子，季武子之孙、悼子之子意如也，时为上卿。”[11]昭二十五年《左传》杜《注》：“意如，季平子名。”宋戴溪《石鼓论语答问》卷中：“季子然者，季孙意如之子。”[12]则季孙意如（前？年-前505年），即昭九年、十二年、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五年、定元年、五年《左传》《鲁语下》《吕氏春秋・察微篇》《淮南子・人间训》《鲁世家》《晋世家》《孔子世家》《说苑・反质篇》《汉书・古今人表》《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之“季平子”，姓姬，氏季，亦氏季孙，其后别为子寤氏、子成氏、子革氏、子言氏、意如氏，名意如，谥平，尊称子，季孙宿（武子）之孙、季孙纥（悼子）之子，季孙斯（桓子）、季子然之父，昭公七年（前535年）继祖父职为卿，二十三年（前519年）为上卿秉国政。其倡导“死且不朽”，熟知典籍，尤谙习《诗》，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鲁国著名政治家与贵族文士，传世有《死且不朽论》（见昭三十一年《左传》）一文。

四十一、11 顾颉刚：《三坟五典》，载张舜徽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第8页。

四十二、“令”的教育意义，按申叔时所说：“使访物官。”据韦昭注：“访，议也。物，事也。使议知百官之事业。”10显然，“令”为先王之官法、时令，百官所应遵循的法令法规等，教于太子，一方面使其明晓百官职掌，另一方面可据此考察百官尽职还是失守。可以这样认为，关于“令”的教育，是着眼于太子作为国君继承者的特殊身份。11

四十三、4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8，《楚语下》，第580页。

四十四、李叔同生于天津，祖籍浙江平湖。李叔同是五姨太所生，少年时生活极为优裕，但五岁父丧。

四十五、招待会已告结束，客人已经全部离去。

四十六、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四十七、[收稿日期：2012年7月12日]

四十八、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点校四库全书本（王力平点校），2006年版。

四十九、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五十、李叔同没有正面解释过自己出家的原因，无论是在叔同旧日的挚交好友，还是他的日籍夫人看来，这个转变都有点“不可捉摸”。众说纷纭中，丰子恺的解释较为中肯，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有的人做人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还必须去探求人生的究竟。弘一最终以苦行僧终其一生。他将失传700余年佛教中戒律最严的南山律宗拾起，清苦修行。20世纪的中国佛教界，有四位大师的名字同放光辉，他们是虚云、弘一、太虚、印光，弘一大师最终成为南山律宗第十一代宗师。李叔同每做一种人都十分像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小生像个小生，起大面又很像个大面，所有这一切都源自于他性格上的一大特点，“认真”的缘故。

五十一、关于“语”

五十二、季孙宿事略考

五十三、十分钟后，教室里忽然灯火通明，门声一响，李叔同先生缓步而出，轻声说到：“你已经赴约，且又尝到风雪的滋味，可以回去了。”李叔同先生考察弟子的方式，其实是自身志学不厌的写照。先生深深知道，一门学问若想有成，其间艰苦非外人能知，全凭一份坚韧意志。后世认为李叔同先生若在艺术上继续努力，演剧将不亚于梅兰芳，绘画将不亚于徐悲鸿，诗文则不弱于苏曼殊，教育亦不会低于陶行知。就可惜人间少了一名奇士，可喜禅门多了一位宗匠。然而无论奇士高僧，却是一般脱俗的内心，一样超越的灵魂。

五十四、季孙意如事略考

五十五、8 仓修良、魏得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54页。另有学者将“语”作为一种古老的文类，探讨了其分类、体用特征以及存在形式。参见俞志慧：《事类之“语”及其成立之证明》，《淮阴工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俞志慧：《语：一种古老的文类——以言类之语为例》，《文史哲》，2007年第1期。

五十六、11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6，“小史”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818页。

五十七、宋]程公说：《春秋分记》，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

五十八、李叔同是坚定执着的爱国者。留日期间，就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回国后，李叔同在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担任音乐、美术教师，实践他早年确立的“以美淑世”、“经世致用”的教育救国理想。丰子恺、刘质平等文化名人均就读于此，是李叔同的得意门生。

五十九、13 魏征、令狐德棻：《隋书》卷33，《经籍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90页。

六十、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六十一、有的报纸在刊登这幅丑化王任叔照片的同时，还添枝加叶地进行了一番歪曲说明，从而大大丑化了王任叔的形象，丑化了新中国驻外大使的形象。有些仇视中共的报纸，更是借题对新中国不遗余力地大肆造谣、攻击和冷讽热嘲。

六十二、春秋时期，随着文化教育的渐次下移，下层贵族、都邑平民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作家群体逐渐由上层贵族扩大到士阶层，甚至家臣、舆人、野人、筑者等社会下层人物也参与文学创作活动。但是，出身于世族的作家依然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本文主要考证鲁季孙氏族属、世系暨有传世文学作品的季孙行父、季孙宿、季孙意如、季孙斯、季孙肥等五位作家事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春秋时期鲁国世族作家群体与文学创作繁荣之基本状况。

六十三、（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春秋世族作家群体与文学创作考论”[批准号：14BZW038]阶段性成果。）

六十四、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六十五、5 袁长江：《论的编订与最初研究》，载氏著《先秦两汉诗经研究论稿》，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

六十六、然而，这位渐臻于完美之境的大艺术家，却在“五四”运动的前夕斩断世情俗怨，从此芒鞋布衲，托钵空门。由风华才子到云水高僧，这一极具戏剧性的转折，怎不令人愕然、惘然？

六十七、季孙氏族属考

六十八、5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7，《楚语上》，第529页。

六十九、如今焕新胡同和很多承载着老北京厚重历史的胡同一样，被拆得差不多了，只能依稀看出曾经胡同的模样。胡同的21号是一座东西两跨三进院落，远看去灰砖乌瓦，浅草毛石，围中见透，别有意境。院内穿插的玻璃使人能感觉到现代的气息，却不见添加的人工斧凿，仿佛它原汁原味地静止了百年。

七十、国是、身世，人生大事。人事、天命，因缘所系。人生之不幸，莫过生于乱世，颠沛流离。先生之大幸，乃身世所愿之志向，有助国族未来之希望。李叔同先生，致力于教育，传道树人，为国育才；弘一法师，皈依在佛门，布道修行，行为世范。李叔同先生任教时。曾有一位顽劣非常的学生直言：“我情愿被夏木瓜（夏丐尊的绰号）骂一顿，李先生的开导可真是吃不消，我真想哭出来。”先生德行纯厚，教化之功，可见一斑。

七十一、申叔时是春秋中期楚国人，早于孔子100多年，主要活动于楚庄王、楚共王时期。他的言行事迹，主要载于《左传》和《国语》。其中《左传》有4处记载，反映了申叔时深刻的政治见解和军事思想。2《国语》仅在《楚语上》中有1处记载，即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反映了申叔时的教育思想。3值得注意的是，《国语?楚语上》所记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是目前所见历史文献中较早的和较明确的关于历史教育的论述。4

七十二、综合以上各家注解可知，“春秋”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国史的一种通名，也是鲁国史书的专名。鲁国之外，一些诸侯国的国史也有专名，如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7这里申叔时讲的“教之春秋”，具体内容当是楚国的国史，即孟子所言“楚之梼杌”。从今天史学史的观点来看，这种国史似是按年代顺序记事的编年史，已形成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规范和成例。这或许正是韦昭所说的“目以天时”和“周史之法”。这种国史所以名为“春秋”，西晋杜预作了这样的解说“：《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8在杜预看来，取春夏秋冬四季中的“春秋”二字为名，实包含一年四时之事。

七十三、5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0页。

七十四、16 唐贾公彦于《周礼·春官·瞽矇》疏：“讽诵诗，谓于王丧将葬之时，则使此瞽矇讽诵王治功之诗，观其行以作谥，葬后当呼之。”参见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3，“瞽矇”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97页。

七十五、他天生聪慧好学，有道是“《文选》烂，秀才半”，李叔同7岁时便能熟读《文选》，且写得一手像样的书法，被人称为“神童”。8岁从其乳母背诵《名贤集》格言：“高头白马万两金，不是亲来强求亲，一朝马死黄金尽，亲者如同陌路人。” 不但能背诵如流，而且能通晓荣华尽头是悲哀的意思。

七十六、11 关于“令”的内容及其教育意义，有的学者不认同韦昭注而给出了其他解释，即：“令”读为“名”，物官则是一些有专门知识的人。参见李锐：《释“教之令”》，《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

七十七、关键词：《国语》;春秋;申叔时;历史教育

七十八、关于“春秋”

七十九、15 王树民认为：各国皆有《世》，《世本》一书便是战国末年以各国的《世》为依据合编而成的。参见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9—30页。

八十、按照王任叔的学识、才能、水平和对印尼社会历史、现状的了解和掌握，以及他对党和祖国的赤胆忠心，他的确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合适的驻印尼大使人选。但为什么他会被提前召回?

八十一、了起来。他光着双膀，走到酒台前，拿起一瓶饮料，举起就喝。喝了一口后，他还对在场的馆员说：“大家辛苦了!”说罢，又举起小水瓶，猛喝了一口。

八十二、4 吴增祺：《国语韦解补正》卷13，《晋语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7页。

八十三、这一照片的刊登，很快就成为印尼官方、民间以及使团中议论的主要话题。有人愤而不平，有人幸灾乐祸。

八十四、综观申叔时提出的另外几种文献及其教育目的，核心在于使教育者在政治实践中尊礼、重乐、访物官、知族类，有驭政能力。

八十五、生命是一种语言，它为我们转达了某种真理；如果以另一种方式学习它，我们将不能生存。

八十六、反观程远行观点，好像戏说成分多点，像什么“大吼一声”、“光着膀子”、“大家辛苦了”等等，笔者怀疑程远行没看过那张“窃照”。

八十七、2经过前面的论证。既然人的性格和道德观是先天的，那么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方式也必然是决定论的。那么人们就不应该把外在的所谓道德责任强加到道德身上

八十八、1905年，李叔同生母去世，于是东渡日本留学。初到日本，对于明治维新以后的西化成果深感羡慕，对西洋艺术全面研攻。他在上野美术学校西画科从黑田清辉等画家学习，同时又入音乐学校研究乐学与作曲，业余还研究戏剧。

八十九、先生少年诗作：“故园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办尘埃。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并观二事，则先生忧怀国族之情，真真切切，令人动容。

九十、众说纷纭多种版本议大使

九十一、易非观点：

九十二、李叔同简介：出家为僧

九十三、程远行观点：

九十四、财富就像海水，饮得越多，渴得越厉害；名望实际上也是如此。

九十五、季孙斯事略考

九十六、季孙行父事略考

九十七、9 吴增祺：《国语韦解补正》卷17，《楚语上》，第100页。

九十八、王任叔上任不久，中国和印尼友谊便有了新的发展。10月下旬，印尼工人、农民、妇女、青年团代表，在印尼总工会雅加达分会负责人主持下召开会议，商讨组织成立印中友好协会。这一举动得到了中国大使馆的热情支持，也得到了印尼各党派进步人士的热烈拥护。经过充分准备，印中友好协会总会很快建立起来，并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伴随着印中友好活动的开展和深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也逐步展Wo王任叔为中印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与贡献。

九十九、即使最无足轻重的今天和最无足轻重的昨天相比，也具有现实性这一优势。

一百、1950年1月11日，印尼总理兼外长哈达，致函我中央人民政府外长，通知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成立。3月29日，我国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复函哈达，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的基础上，与印尼建立正常外交关系。6月12日。新华社播发了我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王任叔为我国驻印尼首任特命全权大使的消息。此项任命是由主席亲自批准的。

一百零一、5 杨伯峻：《孟子译注》，第155页。

一百零二、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 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 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 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1

一百零三、12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3，“瞽矇”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797页。

一百零四、递交国书后第三天，印尼迎来了独立纪念日。作为大使，王任叔应邀参加了庆祝活动。

一百零五、人类所能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其他身外之物！

一百零六、关于“训典”的内容及其教育意义。按申叔时所说：“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对此，顾颉刚先生诠释道：“此书所载，有记‘族类’如《帝系》，有记‘行义’如《周礼》，故可以教太子使知治国之纲要，又可以献楚王使知历代列国之成败。”11同时，顾先生根据《战国策?楚策一》关于吴楚柏举之战的史料，即“（蒙穀）遂入大宫，负《鸡次之典》以浮于江，逃于云梦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乱。蒙穀献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进一步指出，蒙穀所献“典”即《训典》之简称，亦即《五典》。从献典之前“五官失法，百姓昏乱”与献典之后“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的对比中可知，“五官为楚之高级政务官，故《五典》为楚之行政大典章，有类于《周礼》及《唐六典》等书之制作”。12按顾先生所说，“训典”的内容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典章制度，即申叔时所说的“行义”，类似于《周礼》。教于太子可使其明晓治国纲要；一是关于历代帝王的世系，即申叔时所说的“族类”，类似于申叔时所讲“教之世”的“世”，其中或许包含着历代帝王兴衰的史实，故而左史倚相可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而教于太子同样可以史为鉴。

一百零七、1意志决定性格，性格决定道德观，由于意志是先天的超越时间的，所以道德也是先天的。难以经验到的

一百零八、8 孙希旦：《礼记集解》卷17，《月令》，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03—504页。

一百零九、这阕词上片布景，下篇说情，正是宋词正体。坡在赴任途中，将胸中情意化成词作，寄给弟弟苏辙。世路与人生中，抱负系于家国；用舍与行藏间，情状归于一心。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炉，乃是东坡本色，也只有东坡居士这样的艺术天才，能将经、史、诗、文谱入曲牌。比如这首《沁园春》的前三句，正是从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化出，却丝毫不着痕迹，的确令人神往不已。

一百一十、冰心一片，不轻光阴。李叔同先生的艺术造诣，固是天分使然，然而为人治学的上下求索，才能成其精湛而渊博。李叔同先生的弟子刘质平，在跟随先生学习音乐后。创作了平生第一首曲子，将作品送至先生面前，等候指点时。只见先生沉默不语，若有所思。忽然开口说道：“今晚8时35分到音乐教室来，有话要讲。”严冬时节，风雪刺骨，刘质平来到教室外时，室门紧闭，里面无声无息，走廊上却已有了脚印。刘质平随即站在廊前，于风雪间伫立等候。

一百一十一、[作者阎静（1982年—），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山东，济南，250014]

一百一十二、2 一是《宣公十一年》所记申叔时谏楚庄王复封陈；二是《宣公十五年》所记申叔时谏楚庄王以“筑室反耕”之策持久守宋而获胜；三是《成公十五年》所记申叔时论信、礼；四是《成公十六年》所记申叔时论德、刑、详、义、礼、信为战之器，并预言楚晋鄢陵之战必败。

一百一十三、2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7，《楚语上》、《国语》卷13，《晋语七》，第528页、第445页。

一百一十四、2 徐元诰：《国语集解》卷17，《楚语上》，第485页。

一百一十五、关于“诗”

一百一十六、1952年王任叔卸任回国。在他给外交部的检查中，竟然一句也没涉及到窃照事件。这至少说明王任叔自己从未意识到是由于窃照才提前离职的。作为一个上世纪20年代就入党的老革命，王任叔一贯心底坦荡无私，应该不会向党组织隐瞒什么。事实上王任叔总是用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而外交部也未公开把窃照作为提前召回王任叔的主要原因。

一百一十七、二曰：尝试观于上志，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实也与三王之佐同，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贵于其国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贵于天下也，此所以欲荣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8

一百一十八、据韦昭注：“世，谓先王之世系也。”7董增龄《国语正义》疏引《荀子·礼论》篇注“系世，谓书其传袭，若今之谱牒也”。8又，吴增祺《国语韦解补正》案：“世系犹谱牒也。”9显然，在董增龄、吴增祺看来，“世”即今之谱牒。陈瑑《国语翼解》根据《周礼·小史》“奠系世”认为“：教之世，即小史所奠之系世。”10按：《周礼·春官·小史》曰：“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东汉郑玄注引郑司农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讽诵之。先王死日为忌，名为讳。故书奠为帝。”11又，《周礼·春官·瞽矇》曰“：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郑玄注引杜子春云：“世奠系，谓帝系、诸侯、卿大夫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瞽矇主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也。故《国语》曰：‘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12《隋书》亦有“周家小史定系世，辨昭穆，则亦史之职也”13的记载。另，《国语·鲁语上》讲：“故工史书世。”韦昭注为：“工，瞽师官也。史，太史也。世，世次先后也。”董增龄作补注指出：“小史统于太史，故韦解言太史也。”14即认为此处之“史”实为“小史”。准此，《国语·鲁语上》的“工史”所指或为《周礼》所讲之瞽矇与小史。由上所述，申叔时所言《世》，有谱牒、世系、系世等解，当是记载天子、诸侯等贵族世系的一种文献。15天子、诸侯之世系由小史论定，而在天子、诸侯死后，则由瞽矇诵其生前治功之诗及其世系。16司马迁作《史记》参考了诸多此类文献。如《三代世表》序称：“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17《十二诸侯年表》序讲：“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18《太史公自序》载：“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1桓谭认为：“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2他所讲的周谱，盖为“世”一类的文献。

一百一十九、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回忆了弘一法师对自己的教导，也是两位唯一的“一面之缘”。当年不满17岁的黄永玉，在山庙玉兰树下摘花，见一老僧问询他何以摘花。少不更事，黄永玉开目答道“老子高兴”，“还要再来！”没想到老僧不急不怒，竟邀他至禅房一叙。黄永玉在老僧面前夸夸其谈，说自己画画、唱歌、打拳、写诗、演戏、打枪样样精通。没想到老僧言谈十分渊博，待知道老僧身份，黄永玉即向法师求字。弘一法师让他四天后来取，没想到竟成永诀。

一百二十、1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7，《楚语上》，第528页。

一百二十一、2006年3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涉外事件秘闻》(作者程远行，曾任外交部办公厅秘书室副主任、外交部亚非司副司长等职务)一书中披露了“真相”：说是那年由于王任叔不拘小节，在大使馆内光着膀子、手举瓶子对嘴仰头喝饮料，而被一个别有用心的外国记者偷拍了有损于新中国驻外大使形象的照片，以至于在印尼当地造成难以挽回的不良影响，不得不提前结束任期。不过原驻印尼首任副武官、新四军老战士易非(原名刘菊生)阅读该书后在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出版的《东城史志》中针锋相对：书中所写与事实出入很大。

一百二十二、1 孔颖达：《尚书正义》卷15，《召诰》，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3页。

一百二十三、当年曾再三强调“外交是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外交工作的一切都必须注意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多说不如少说。不成熟的不能说。还是慢一些好”。这些职业外交家必须具备的小心、谨慎、低调行事的工作作风与办事方式，对文人习气根深蒂固、说话干脆随便、处理问题直接果断、最讨厌虚伪无聊的王任叔来讲，无疑极不适应，深感束缚手脚，因此难免会出问题。后来王任叔自己也襟怀坦白地承认：“组织纪律性差，没有严格请示报告，出了一些差错。政策方针也没有很好学习，把握不稳，常受外交部批评，工作威信建立不起。我那时有退缩思想，要求回国。”

一百二十四、论文关键词：叔本华 伦理观 先天

一百二十五、庸人费心将是消磨时光，能人费尽心机利用时光。

一百二十六、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程远行与易非观点孰是孰非?相信浏览了两人陈述后，凭直觉会判断易非的观点比较靠谱、可信度高些，因为易非本人就是当事人，他所述的“往事”都是亲身经历亲眼目睹，这点最硬档。而程远行的耳闻不如易非的一见，所以有几位当时在使馆工作的老同志，在看了程远行的文章后，“都感到惊讶”。如果程远行讲的全是真的，那几位老同志何必惊讶?易非“为了对已故的王任叔同志和他的家人负责，为了对历史负责，他不得不做些澄清和补充(引自易非原话)”。

一百二十七、7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1，“贵公”条，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4页。

一百二十八、或称《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宜。或称《诗》，而为之广道显德，以驯明其志。教之《乐》，以疏其秽，而填其浮气。教之语，使明于上世而知先王之务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任术，使能纪万官之职任，而知治化之仪。教之训典，使知族类疏戚，而隐比驯焉。此所谓学太子以圣人之德者也。3

一百二十九、李叔同简介，李叔同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他非常的有才华，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潇洒的风流才子，后半生又去做了苦修律宗的空门高僧。因为他人生戏剧性的这些转变，被世人看做是一个传奇。他不仅被林语堂称赞为那个时代最有才华的天才之一，在中国近百年文化发展史中，李叔同也是学术界公认的一大奇才。李叔同还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他最早的将西方的一些文化，如：油画、钢琴、话剧等等，引进了国内。

一百三十、6 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78页。

一百三十一、凌叔华出身书香世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辜鸿鸣、齐白石、陈衡恪、姚华……都曾是她家的座上宾。她饱读诗书、多才多艺，她父亲曾经聘请宫廷画师缪素筠教她绘画，她也曾得到过花鸟画家王竹君、齐白石等的教诲指导。她的画平淡简约，秀韵天成，深得文人画的精髓。凌叔华在民国文坛、画坛都曾名重一时，自成一家。值得一提的是她还曾被北京故宫博物院聘为职业画师。她的丈夫是第一个和鲁迅发生笔战的大评论家、翻译家陈西滢。可以说如此全面而多才的民国女作家并不多见，凌叔华当属其中翘楚，能和她并驾齐驱的也就只有苏雪林了。

一百三十二、8 顾颉刚：《三坟五典》，载张舜徽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7页。

一百三十三、4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6，“小史”条、“外史“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818页、第820页。

一百三十四、8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26，“务大”条，第680页。

一百三十五、这里就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李叔同的故居，上世纪二十年代他曾旅居于此。作为李氏族产家宅，现由李叔同的侄子李麟玉一脉继承。2011年，北京大学文化研究和发展中心的文化体验中心大唐春社迁址此地，北京大学教授赵为民成为这里的新主人。

一百三十六、搞偷拍的不是外国记者，而是蒋帮在印尼的喉舌《天声日报》的特务记者。

一百三十七、弘一法师病重后，拒绝医疗探问，一心念佛。临终前书“悲欣交集”四字以为绝笔，且预作遗书、遗偈数篇，于弥留之际分发示友。其偈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廊而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一百三十八、李叔同的性格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夏丐尊因为学生宿舍遭到失窃事件，问他怎么办的时候，他劝他用自杀的方法来感化学生，应该讲是非常极端的，当然夏丐尊是没有这样去做。在上课的时候，他会非常郑重其事地向学生鞠躬，学生犯了过错的时候，他会让他们留下来，就是用非常低三下四的声音对学生说，今后痰不要吐在地上。然后讲完以后，他还要再向这个学生再鞠一躬，你现在可以走了。那么他的教育方法是这种方法，完全是感化的。他做教师有人格作背景，好比佛菩萨的有“后光”。在李叔同的主持下，学校的艺术教育气氛十分浓厚，他开创了中国人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先河。教师李叔同以其人格魅力、深厚的中西文化底蕴，培养了一大批音乐和美术的优秀人才，从中华民国初年到民国二十年间，南中国音乐界人物，几乎都是李叔同的薪传，不是他的学生，便是他学生的学生。1918年农历7月13日这天，李叔同最后一次以世俗中人的身份，走在通往校门的林荫路上，从这里离开，结束了世俗生活，遁入佛门，法名演音，法号弘一。李先生的突然出家，在学校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一百三十九、8 董增龄：《国语正义》卷17，《楚语上》，第1085页。按：《荀子·礼论》有“其铭、诔、系世，敬传其名也”的记载，唐杨倞作注：“系世，谓书其传袭，若今之谱谍也，皆所以敬传其名次于后世也。”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3，《礼论》，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71页。

一百四十、沈从文曾经这样评价凌叔华:“以明慧的笔，去在自己所见及的一个世界里，发现一切，温柔地写到那各样人物姿态，叔华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另走出一条新路。”凌叔华具有独特的兰心蕙质，能够敏锐而准确地描写女性的挣扎、心灵以及宿命。在她的笔下永远得不到丈夫怜爱的胡少奶奶是那般的哀婉委屈；为了追求自由的绮霞是那样的决绝执着；能明白丈夫心思的燕倩又是那么聪慧而明理，寻子心切的杨妈更是超乎寻常的坚强与慈爱……在凌叔华的笔下我们仿佛看到了一卷民国女子众生图，在这幅图里有娇俏可人的大小姐，有富态福气的老太太，有忙于家事的主妇，有时髦的新女性，有婉约的旧女子，有天真可爱的小女孩，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佣人……这么多的女性形象都是那么的丰满逼真，若没有足够的智慧和人生阅历又如何能驾驭得如此完美。夏志清曾这样评价说：“作为一位敏锐的观察者，观察在一个过渡时期中国妇女的挫折与悲惨遭遇，她却是不亚于任何作家的。”纵观凌氏的作品，文笔的清婉细腻始终都无法掩盖内容所蕴涵的深刻社会哲思。聪明的凌叔华用智者的云淡风轻写尽滚滚红尘、芸芸众生的悲欢离散，仿似在春风拂面杨柳依依的湖边听到对岸传来的一片淡淡的歌声，轻歌曼舞，婉转低回中流露沧桑云烟。

一百四十一、6 徐元诰：《国语集解》卷13，《晋语七》、卷17，《楚语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15页、第485页。

一百四十二、1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7，《楚语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8页。

一百四十三、西周、春秋是历史上突出礼的时代。孔子就推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周礼的本质在于维护上下尊卑有序的等级制度，无疑是当时贵族子弟以及一般士人必修的一门功课。申叔时所称“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强调太子通过学习“礼”可以懂得不同等级的礼仪法度，并规范自身的言行，达于修身的目的。这里申叔时所讲的“礼”，性质当同于儒家传习最早的《仪礼》，或许是楚国史家通过采缉一些礼仪活动整理而成。

一百四十四、唐]杨士勋：《春秋b梁传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一百四十五、关于“训典”

一百四十六、关于“令”

一百四十七、应运：大事因缘降出世

一百四十八、韦昭注“训典”为“五帝之书”。1除此处外，《国语》、《左传》还有4处明确讲到“训典”。一是《国语·周语上》所载祭公谋父在劝谏周穆王勿征犬戎时讲到先王不窋的德政，如“纂修其绪，修其训典”；2二是《国语·晋语八》所记晋国正卿范宣子家臣訾祏论及范氏先辈范武子之功德，如“居太傅，端刑法，缉训典，国无奸民，后之人可则”；3三是《国语·楚语下》所载楚国大夫王孙圉将左史倚相视为楚之宝，因其“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4四是《左传·文公六年》“君子曰”论古之王者离世之前的做法，其中提到“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对此，西晋杜预注为“先王之书”，今人杨伯峻认为《左传》所讲“训典”同于《国语》中《楚语上》、《楚语下》以及《晋语八》，“训典盖典章制度之书”。5

一百四十九、真相究竟如何 ?为了理清头绪正本清源，笔者不厌其烦把双方列举的材料扼要原文赘述一遍，以便让广大读者互相对照、拨开迷雾、去伪存真。

一百五十、4 这一论点由瞿林东先生较早提出，参见瞿林东：《历史?现实?人生——史学的沉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5页。

一百五十一、申叔时讲：“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韦昭注：“显德，谓若成汤、文、武、周邵僖公之属，诸诗所美者也。”4也就是说，“诗”是对成汤、文、武等先王美德的彰显与颂扬，教育太子以此明志，提高道德修养。这里申叔时所讲的“诗”，或为《诗经》的一种早期读本。据有的学者研究，从西周至春秋中叶，各诸侯国的太师负责收集、整理本国诗歌，然后选送给周太师。周太师经过删节、编选，汇总成一个统一的本子，分送各国，供贵族子弟学习和乐工演唱。《周礼·春官·大师》即有“教六诗”的说法。到春秋初年，应该已经形成一种有300多首诗的本子。5春秋时期，“诗”已深入到上层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中，“不学诗，无以言”6是那个时代的鲜明写照，这在《左传》、《国语》等史书中都有突出的反映。“诗”自然成为当时贵族子弟必修的一门课程。这是申叔时为楚太子开列“诗”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百五十二、3 董增龄：《国语正义》卷17，《楚语上》、卷13，《晋语七》，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第1085页、第928页。

一百五十三、“语”是先秦时期一种重要的史书体裁。张政烺在讨论《春秋事语》的性质时曾指出：“这在春秋时期的书籍中是一种固定的体裁，称为‘语’。语，就是讲话。语之为书既是文献记录，也是教学课本……‘语’这一类的书虽以记言为主，但仍不能撇开记事，所以又有以‘事语’名书的。”7这里，张先生明确了“语”的性质是一种史书体裁，以记言为主，同时也包含叙事成分。仓修良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中则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分为编年、谱牒、语、志等各种体裁，并将《国语》、《战国策》归于语类。8

一百五十四、2 刘起釪：《古史续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617页。

一百五十五、西周初年的周公是目前所知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注重总结历史经验的政治家。他提出了“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1这一著名的历史鉴戒思想。春秋末年的孔子开创私人讲学之风，并撰写了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春秋》，他有意识地用《书》、《春秋》等史书对人们进行历史教育。在周公之后，孔子之前，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位历史教育论者，这就是春秋中期的楚国大夫申叔时。

一百五十六、若说李叔同先生志学的意志，是他的自强之道；那么先生超越的精神，则是不息的体现。“自强不息”，是周易指导人生实践的至高纲领。李叔同先生对艺术境界的不断超越，可谓是其完满体现。先生练字，先明秦汉，后习三国，每日练字五百，揣摩笔画来历，欲求溯本追源；先生演戏，挖掘资料，注重形体，自备装扮，对镜演练，定要惟妙惟肖。先生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自强不息的人生实践，必然含纳百川之东流，博厚高明；有如圆月光耀于天心，妙悟神理。是以没有李叔同先生的孜孜不倦，何来廓尔忘言的弘一法师。

一百五十七、叔本华在其所著的《叔本华论说文集》中指出“他之所以成为如此这般一个人，全在于他的意志决定称为这样一个人。意志本身，究其表现在一个个体身上而言，构成了这个个体原初的和基本的欲求；并且，它独立于一切知识，因为他是先在于这种知识的”。“我们将会发现，这一事实的原因非常简单，即道德善良绝不是起源于由知识文化发展而来的反思，而是根源于意志本身，意志的构成是内在的，其自身很难受到后天教育的影响。”以上的两句话表明：叔本华认为，意志是形成性格的最为根本的因素，至于后天学习的知识并不是最为关键的部分，外部客观世界在人的性格形成中有其作用但其所起的作用不能与“意志”相比，只有“意志”才是有决定性的。不仅仅这样，叔本华如此地看重“意志”，他甚至认为“意志”是先天的并且超越了时间，“但是，意志本身，作为超越时间存在的东西，只要他存在，就永远不会变化”，也就是说“意志“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最高存在超越了具体的时间，只要它存在它就必然作为这个世界的本质来对统摄于其下的一切事物乃至于概念起作用，当然我们说的性格道德也包括在内。“但是，不论从主观的角度看，还是从客观的角度看，并且，如果我们不拒斥一切正义观念的话，那么每个人的生命过程相对于另一个人而言，仍然可能不可估量地变得更加幸福，更加高尚，更加富有价值；这样，我们就会倾向于婆罗门教和佛教所信奉的学说——不论是从主观条件讲，还是从客观条件讲，一个人一旦出生，他就是前世修行的道德结果。”日我们从上面所引的这句话知道，一旦确立了“意志”在人性格行程中的巨大作用，人们就必须承认由性格决定的道德观就固定了，并且是以先天的形式出现的，以至于深受东方哲学尤其是印度哲学影响的叔本华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得不以印度典籍中的神秘主义来打比方。

一百五十八、3 郑樵：《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页。

一百五十九、6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大宰”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645页。

一百六十、国庆那天，王大使参加了两个招待会。一个是爱国华侨在“巴中(即巴达维亚中学)”广场举行的庆祝大会。一是在使馆举行的招待会。前者是群众性的，后者是官方的。“偷拍”事件发生在“巴中”庆祝大会上。

一百六十一、综上所考，鲁季孙氏为季历之孙、文王昌庶子周公旦后裔，出于惠公弗湟之孙、桓公允季子公子友，春秋时期世系为：公子友公孙无佚季孙行父季孙宿季孙弥（别为公I氏）、季孙纥、季公鸟、季公亥（无后）；季孙纥季孙意如、公甫靖（别为公甫氏）、公之（无后）季孙斯、季寤（别为子言氏）、季鲂侯（无后）季孙肥、季孙穆叔（别为子扬氏）、季孙灶（别为子雅氏）、南孺子所生男（无后），季公鸟季甲。可见，鲁季孙氏出于桓公允，属公族，按《左传》义例可称之为“桓族”。（成十五年《左传》：“秋八月，葬宋共公。于是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为人为大司寇，鳞朱为少司寇，向带为大宰，鱼府为少宰。……二华，戴族也；司城，庄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其中，有传世文学作品者为季孙行父、季孙宿、季孙意如、季孙斯、季孙肥，此五子可称之为鲁公族作家群体。

一百六十二、2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7，《楚语上》，第529页。

一百六十三、谨案：《尚书・洪范序》孔《疏》：“春秋之世有齐侯禄父、蔡侯考父、季孙行父，父亦是名，未必为字。”[9]今考：文十八年、成八年《左传》载季孙行父自称“行父”，则“行父”必为其名。足见孔《疏》说不确。故笔者此不取。则季孙行父（前？年-前568年），即文六年、十三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宣元年、十年、十八年、成三年、三年、六年、七年、八年、九年、十一年、十六年、十八年、襄二年、四年、五年《左传》《国语・周语中》《鲁语上》《论语・公冶长篇》之“季文子”，亦即文十八年、成八年、十六年《左传》之“行父”，姓姬，氏季孙（季），名行父，谥文，尊称子，公子友（季友）之孙，无佚（齐仲）之子，季孙宿（武子）之父，历仕文、宣、成、襄四代为正卿凡五十四年（前621年-前568年）。其提出“礼以顺天”之说，倡导以“信”“义”为德，主张以“八恺”“八元”之“吉德”事君治国，反对以“四凶”“四罪”之“凶德”媚君误国，恪守周礼，家无私积，忠于公室，素有令名，精通古籍，尤谙《诗》《书》，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中期鲁国著名的政治家与贵族文士，传世有《备豫不虞论》（见文六年《左传》）、《礼以顺天论》（见文十五年《左传》）、《呈公论事君之礼书》（见文十八年《左传》）、《敬论》《谏公欲亲楚以叛晋书》（俱见成四年《左传》）、《中国无吊论》（见成七年《左传》）、《信义为德论》（见成八年《左传》）、《华国之道论》（见《国语・鲁语上》）诸文。

一百六十四、1950年8月上旬，王任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身份，肩负祖国重托，携夫人马兖生回到了他曾经战斗过的“围绕在赤道两旁的飘摇的翡翠之带”。

一百六十五、应当指出的是，申叔时所讲的历史教育主要是针对太子而言，并非广义上的人民，这不仅缘于当时“学在官府”的时代背景，同样也是史学在萌芽时期的一种必然表现。

一百六十六、陈瑑《国语翼解》根据《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认为：“教之训典，即外史所掌之书，皆世臣之职也。”6郑玄《周礼》注中有：“楚灵王所谓《三坟》、《五典》。”7顾颉刚先生指出，郑玄注解乃援引《左传》文以入《周官》，“是为实定三皇之书为《三坟》、五帝之书为《五典》之开始。”8这里，顾先生所说郑玄援引《左传》之文，出自《左传·昭公十二年》，原文如下：“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9与此同时，顾先生联系《国语·楚语下》所载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及《楚语上》所载申叔时讲“教之训典”，认为“倚相所掌者实为《训典》”。10由此看来，“训典”即为《五典》，而韦昭将训典注为“五帝之书”，或许是受东汉经学家郑玄的影响。

一百六十七、宋]邢m：《论语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

一百六十八、前半生艺术

一百六十九、才华如此卓绝的凌叔华集作家、画家、学者、翻译家于一身，绝对称得上是一位传奇人物。因为唯美浪漫的文风，她被沈从文、苏雪林誉为中国的曼殊菲儿。重庆时代的四川乐山，她和苏雪林、袁昌英因为志趣相投而并称“珞伽三杰”。她因为书香门第的出身、卓然不群的才华而深得徐志摩的爱慕，更曾经是徐志摩父亲眼中的儿媳妇人选。她深得徐志摩的信任，托付她替自己作传并将装有私密日记和信件的皮箱交予她保管。她与胡适、鲁迅、梁实秋、冰心等文坛大家都有很深的交往。她曾经被琦君、张秀亚、林海音等人奉为偶像。

一百七十、自以为是勉为其难辞大使

一百七十一、李叔同家人知道他出家的消息后，曾多次要求他还俗。他的夫人携子来劝说，他拒不会见，后在朋友苦劝下相见一面，但双手合十，口念佛号而已。李叔同出家后，严格依照戒律修持，虔诚得近乎苦行僧。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曾说，李叔同是“以出世的精神做着人世的事业”。宗教的虔诚与献身精神并没有使他放弃救国的愿望，反而更加强烈。1941 年，弘一法师还写过一幅横卷：“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其跋语写道：“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弘一法师皈依佛门之后，依然广结善缘，开导众生，以唤起、提高人们的爱国热情和责任感为己任。或者，这种“宗教救国”的理想，与大师早年 “教育救国”的理想是一脉相承吧！

一百七十二、廓尔忘言的弘一法师有“三不”：一不做住持，免去俗务而尽心修行；二不开大座，纵讲律法亦便宜行事；三不要闻名，只做本分和尚。然而日军侵华，弘一法师潸然泪下，自谓所食中华之粟，所饮温陵之水，国难当头而一无所用，何能无愧于心？

一百七十三、这天天气有些热，来宾又多。因而，两个小时的招待会下来，王任叔等使馆人员累得精疲力竭。当王任叔看到招待会开的很不错、很成功，来宾们都带着满意的喜悦、说了不少赞美的话后，一一离开了招待会场地，他也忘了自己的劳累，心情也随即舒展了开来。

一百七十四、10 陈瑑：《国语翼解》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20页。

一百七十五、礼貌是一枚jia币，舍不得花它表明智力的贫乏。

一百七十六、这种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反映在其伦理思想上表现就是意志是人思想的君王，其他诸如理性良知都只是次要的，尤其是理性只是意志自我实现的工具而已(“从知识中所认识的一切，只是一系列的动机；通过这些动机，一直不断地展现其本性，使其成为可知的或可见的)。wwW.133229.COm意志通过和遗传外部客观世界的结合决定人的性格，性格影响人的道德观，从此永不更替，因此道德是先天的，伦理是可能的，但无须强加给它更多的外在的道德责任。

一百七十七、2 姚思廉：《梁书》卷50，《刘杳传》引，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16页。

一百七十八、张爱玲说在他寺院围墙的外而，选择谦卑的心。丰子恺则对他一生的行谊，始终为之倾倒并恭敬。就像鲁迅与林语堂这对性格迥异的文豪，也都对他称誉心折。总理也曾这样叮嘱曹禺说：“你们将来如要编写《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在绘画、音乐、戏剧之外，李叔同先生的书法、诗歌、文章皆入上乘，或许是先生高绝神妙的艺术修为，令他出家之后，所受关注有别常人。

一百七十九、1 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303页。另，陈梦家将汉初及其前的纪年材料分为世、纪与终始3类，并一一作了简要考证。他指出，世系、系世乃谱牒、世本之属，分别之则世为世次，系为昭穆。同时列举了《史记》本文述其援引谱牒之属者。参见陈梦家：《汉初及其前的纪年材料》，载氏著《尚书通论》（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26—627页。

一百八十、正在此刻，也不知从什么地方蹿出一个外国记者，在谁也没有发现的一刹那，他端起相机，对准王任叔粗野喝饮料的洋相举止，连续按了几下快门，便把王这一不雅的姿势拍走了。

一百八十一、李叔同头角峥嵘，少年时代，诗文已为长辈惊异奇佳。李叔同才华出众，留学日本饰演话剧，让日本人自愧不如。李叔同先生的书法，是其皈依佛门之后，唯一没有搁置的艺术追求。先生少年时师从天津唐静岩，习练秦汉以降小篆碑刻、汉隶石刻，后入楷、行、草体。一代鸿儒马一浮先生称其书法是“精严精妙”的“逸品”，“刊落锋颖”而“一味恬静”，又以道宣律师文字相比。道宣律师乃唐代高僧玄奘弟子，集律宗之大成。马一浮先生以为李叔同书法乃内化之力自然流露，故而与道宣律师有内在精神之契合。弘一法师与道宣律师同是精研戒律，然而一次在湛山寺主讲律学，半小时的课程，他竟然足足准备了七个小时。

一百八十二、著书立说无心插柳成大使

一百八十三、这次担任凌叔华经典小说合集《绣枕》的责编，得益于张昌华老师的鼎力相助。张老师是出版界的前辈，作为一位资深的编辑拥有非常好的品味。张老师对凌叔华的作品很了解，他精选出凌叔华各个时期的代表作，使《绣枕》成为凌氏作品的经典合集。在这部书中汇集了《女儿身世太凄凉》、《酒后》、《花之寺》、《中秋晚》、《绮霞》、《吃茶》等名篇。《女儿身世太凄凉》通过描写两位性格经历迥异的表姐妹各自的婚恋悲剧，折射出新旧更替的社会中残留的旧思想和并不成熟的新思想的冲突，表达一些女性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奈和悲哀。女主人公婉兰在书中最后哀叹道:“总而言之，女子没有法律实地保护，女子已经叫男人当作看待几千年了，我和你，都是见识太晚，早知这家庭是永远黑暗的，我们从小学了本事，从小立志不嫁这样局促的男人，也不至于有今天了。”

一百八十四、联系申叔时所讲的“故志”，韦昭注为“所记前世成败之书”，其内容当涉及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之道。查《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史籍，明确标以“故志”者仅此1处，另有称引“前志”者共3处，分别见于《左传》的《文公六年》、《成公十五年》和《国语?晋语六》。《左传》中的两处皆为春秋时人称引《前志》之言而讲“忠”、“节”之道，涉及个人立身处世之道。《国语?晋语六》所记为晋卿智武子评价成子之言，即“夫成子导前志以佐先君，导法而卒以政，可不谓文乎！”6显然，这里的“前志”是成子藉以辅佐国君的根据，可以推测其内容应包含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之道，从性质上讲当同于申叔时所讲的“故志”。还应注意的是，《吕氏春秋》中有两处称引“上志”，分别见于《贵公》与《务大》篇，依次如下：

一百八十五、人们给同类施加痛苦并无其他原因，仅仅是出于恶意。在所有的动物中，唯有人这么做。

一百八十六、上野美术学校课程中有写生的内容，李叔同曾雇请一位日本女郎叶子作模特，这一时期创作的人像人体素描，有不少成为美术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天长日久，李叔同和这位叶子小姐互生情愫，结为异国伴侣，并于1910年一同回到上海。

一百八十七、然而近百年中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其艺术成就即使与坡相比，也不遑多让。只是他毕生竟然不以艺术名家，更难得的是其对佛学与坡一样，浸渍甚深。但是他的佛学识见犹在东坡之上，并最终从在家居士遁入空门，终成一代高僧。

一百八十八、这次国庆招待会的时间是在1950年而不是1951年。因为1951年国庆时，使馆房屋还在修缮，我们还住在旅馆，没有搬进使馆。

一百八十九、重返南洋

一百九十、18 司马迁：《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第509页、第511页。

一百九十一、1950年8月14日下午6时，王任叔大使同钟庆发参赞、梁上苑文化专员共赴总统府递交国书。印尼外交部礼宾司司长乌多约专车到中国大使馆迎接。车抵总统府大门，乐队高奏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王任叔一行，由乌多约导引进入总统府。这时，苏加诺总统身披白色大元帅服，已等候在那里。哈达总理站他身旁，其他数位内阁成员则排列两侧。王任叔行至苏加诺面前，鞠躬后递上国书，然后用中文朗诵颂词。紧接着苏加诺致了答词。

一百九十二、6 陈瑑：《国语翼解》卷5，第120页。

一百九十三、3 关于申叔时的教育思想，涂又光的《楚国哲学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设有“申叔时”专章，认为申叔时的教育哲学体系为显体系（explicit system），分为教型教育和导型教育。徐文武的《楚国思想史》（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设专节考察申叔时教育思想和军事思想，指出，申叔时充分肯定教育对人性的塑造作用，在教学方法上强调“教”与“导”、“辅”的结合，在教学内容上重视德教，并强调师傅的“身勤”示范作用。一些教育史研究论著也简要提及申叔时所提出的有关楚国太子教育的内容，如朱启新《中国春秋战国教育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张瑞璠《中国教育史研究：先秦分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上述研究多侧重从教育学的角度进行论说，对申叔时所提到的9种历史文献及其教育作用并未深入分析。

一百九十四、四曰：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尝试观于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7

一百九十五、唐林宝《元和姓纂・六至》：“季孙，鲁桓公子友之后，子孙号季孙氏。（公子友）生行父文子，文子生夙武子，武子生纥悼子、公若、公鸟，纥生平子意如，平子生斯桓子、季鲂侯、季寤，斯生肥康子。”[1]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六至》：“季孙，出自姬姓，鲁公子友之后为季孙氏，后去孙称季氏。”[2]则鲁季孙氏（季氏）为季历（公季）之孙、文王昌（西伯）庶子周公旦后裔，出于惠公弗湟之孙、桓公允季子公子友（季友、成季、季子、公子季友）。

一百九十六、由于家庭的变故，14岁的李叔同和生母南迁上海。他在上海入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受业于蔡元培，在这里，他一方面接受了较系统的儒家经典教育，一方面又吸纳了“新学”的精华。当时上海文坛有著名的“沪学会”，李叔同应征的文章，名字屡屡列为第一，被视为“才子”驰名于上海滩。18岁时，李叔同遵奉母命与津门茶商之女俞氏结婚。

一百九十七、申叔时所论礼、乐、令、训典的历史教育目的

一百九十八、史载，楚大夫士亹因奉楚庄王之命作太子老师，因而向申叔时请教有关太子教育的问题。申叔时在回答士亹所问时指出：

一百九十九、论文关键词：叔本华伦理观先天

二百、申叔时之后的400余年，西汉贾谊作有《傅职》篇，专论辅佐教育太子者的职责、任务等，其中便援引《国语?楚语上》所载申叔时的话并结合自己的见解讲道：

二百零一、3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3，《晋语七》，第445页。

二百零二、超越：人间翩翩一公子

二百零三、丰子恺回忆李叔同先生在学校上课时也是一样，为了充分讲解五十分钟，李叔同先生准备时间就要半天，甚至将两大块黑板的板书写好，上课随着时间精密地进行，分秒也不浪费。李叔同先生这种认真，实为一种生活态度，专注所以通微，纯粹以故脱俗。弘一法师曾说：“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一语平淡，却道破天机。李叔同先生的生命，不染半分俗气。他忠于自我的灵魂，在精神世界精益求精，绝不虚掷光影于半点无聊。

二百零四、7《孟子?离娄下》记载：“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二百零五、9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二年”条，第1340页。

二百零六、“志”是古代的一种史书。春秋时代人常常引“志”明理，且“志”的名称多样，有按王朝与诸侯辖地分者如《周志》、《郑志》；有按内容分者如《军志》、《礼志》；有按人名分者如《史佚之志》、《仲虺之志》；还有称《前志》、《故志》、《上志》以及单称“志”的情况。1他们所称引的各种各样的“志”主要表现形式为格言警句，即如刘起釪所言：“这种作为史书专名的‘志’，又往往记载当时政治生活中所应注意的要求、或某种规范、某种指导行为的准则等种种近似于格言的守则性的话。”2除记言之外，“志”还有记事的性质。南宋郑樵指出：“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书大传》曰：‘天子有问无以对，责之疑；有志而不志，责之丞。’是以宋、郑之史皆谓之志。”3在郑樵看来，“志”是各诸侯国史书的一种名称。《周礼》所提到的史官建置中，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4说明周王朝专设史官掌“志”。有学者指出：“夷考春秋以往，诸侯皆有国史，外史所掌四方之志，即为列国之史。”5这是把“四方之志”看作为“列国之史”。这种记事性质的“志”，或许可以看作是春秋时期国史的另一种形式。

二百零七、2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周语上》，第3页。3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4，《晋语八》，第458页。

二百零八、1900年前后，中国日渐沦亡。李叔同亦经受了科考失败等打击，便开始“奔走天涯无一事。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在天津、上海，他与一些艺界女子甚至风尘女子来往不断，与名坤伶杨翠喜、谢秋云等过从甚密。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李叔同充分享受物质利益的时期，这种富家公子生活直到1905年，李叔同丧母之后。

二百零九、前者旨在阐述君主治国“必先公”的道理，其立论根据是“上志”所记“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的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后者旨在阐述为臣之道，即个人私利要放在君主利益之后，否则会适得其反，其立论根据是“上志”所记“三王之佐”与“俗主之佐”名与实的鲜明对比。9应当说，二者所引“上志”的内容涉及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颇有以史资政之意，从性质上讲亦同于申叔时所讲的“故志”。

二百一十、申叔时提出的运用春秋、世、诗、语、故志等文献进行教育的宗旨，核心在于使受教育者明史、明德、明志，知朝代兴废之道而自警自励。

二百一十一、为了解人生有多么短暂，一个人必须走过漫长的生活道路。

二百一十二、1 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23页。

二百一十三、这段文字较之申叔时所讲稍有差异，所提7种文献“春秋”、“诗”、“礼”、“乐”、“语”、“故志”、“训典”及其教育意义皆相同，然少了“世”与“令”而增加了“任术”。查贾谊所讲“任术”的教育意义，在于知百官之职掌，明国家治理之道，实与申叔时所讲“教之令，使访物官“的意义相近，也是着眼于太子的特殊身份。在贾谊看来，这几种文献的教育功用在于“学太子以圣人之德”，这继申叔时之后再一次明确了史书在品德修养方面的功用。

二百一十四、关于“乐”，申叔时指出：“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韦昭注：“乐者，所以移风易俗，荡涤人之邪秽也。”2要而言之，学习“乐”的目的无疑是陶冶人的情操。据《礼记·王制》载：“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3可以看出，在周王室，诗、礼、乐是各个等级的贵族子弟都要学习的课程。楚国虽被许多诸侯国称为蛮夷之地，然在太子教育方面并不落后。还需注意的是，申叔时所说“诗”、“礼”、“乐”的教育意义，与《尚书?尧典》“诗言志”以及其后《荀子·儒效》所讲“《诗》言是，其志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庄子·天下》所讲“《诗》以道志，《礼》以道行，《乐》以道和”，司马迁所讲“《礼》以节人，《乐》以发和，《诗》以达意”4等，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

二百一十五、用弟子丰子恺的话说：“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 作为“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李叔同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等于一身。他在多个领域，都首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其所创作的《送别歌》历经几十年传唱经久不衰。他是中国一个开创写生的教师。另外，他还是中国话剧的鼻祖。

二百一十六、《国语?晋语七》引晋大夫司马侯之言“羊舌肸习于春秋”。其中的“春秋”，当与申叔时所讲“春秋”性质相同。韦昭于《楚语上》和《晋语七》的注依次为：“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春秋，纪人事之善恶而目以天时，谓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时孔子未作《春秋》。”2按韦昭之说，春秋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记事的史书，所记有善恶之分；二是在记事形式上“目以天时”；三是为“周史之法”。董增龄《国语正义》于两处补注韦解皆引南宋王应麟之言，分别疏为：“王应麟曰：‘春秋，所谓楚之梼杌也。’”；“春秋，晋史，王应麟曰：‘即孟子所谓晋之乘是也。’”3显然，董增龄认同王应麟的观点，《楚语上》和《晋语七》所讲“春秋”，当为楚国、晋国各自的国史，只是未采用“梼杌”、“乘”等专名。吴增祺《国语韦解补正》于《晋语七》对韦解作补注案：“孟子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似春秋专为鲁史之名。其实列国之史，皆谓之春秋。如申叔时、司马侯皆云春秋，不言乘与梼杌也。盖春秋者，乃史之别名耳，不独鲁也。”4他为《楚语上》做案语称：“观此则知凡诸侯之史，皆谓之春秋，不独鲁也。”5这里，吴增祺明确提出“春秋”为各诸侯国国史的统称。从其讲“申叔时、司马侯皆云春秋，不言乘与梼杌也”，言外之意认为申叔时、司马侯所讲春秋，实即楚国和晋国各自的国史，与王应麟、董增龄之见相同。徐元诰《国语集解》引用吴增祺的观点，指出“‘春秋’为诸侯国史之别名，不独鲁也”，并以《墨子?明鬼下》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以及《墨子》佚文“吾见百国春秋”为论据，同时对“春秋”之名作了解说，认为“《春秋》以四时纪事，言春秋，则包冬夏也。”6

二百一十七、后半生佛

二百一十八、关于“世”

二百一十九、出家前一天的晚上，李叔同把丰子恺和另两位同学叫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东西送给这三人。1918年8月19日，丰子恺等三人送他到杭州定慧寺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

二百二十、7 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6，“外史”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820页。

二百二十一、鉴于上述理由，尤其是第四条，王任叔理所当然成为共和国领袖心目中驻印尼大使的最佳人选。

二百二十二、6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2，《晋语六》，第411页。

二百二十三、没有人生活在过去，也没有人生活在未来，现在是生命确实占有的唯一形态。

二百二十四、唯有对自己卓越的才能和独特的价值有坚定、不可动摇之确信的人才被称为骄傲。

二百二十五、谨案：宋王当《春秋列国诸臣传》卷三十、[14]明陈士元《论语类考》卷八[15]并谓康子为桓子庶子，与哀三年《左传》嫡子说不合。故笔者此不取。则季孙肥（前？年-前468年），即《国语・鲁语下》、哀七年、八年、十四年、二十三年、二十五年、二十七年《左传》《礼记・檀弓下》《玉藻》《曾子问》《论语・为政篇》《雍也篇》《先进篇》《颜渊篇》《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吴世家》《齐世家》《鲁世家》《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孔丛子・杂训篇》《列女传・母仪传》《说苑・贵德篇》《政理篇》《汉书・古今人表》《孔子家语・辨物篇》《颜回篇》《五帝篇》《正论解》之“季康子”，亦即《论衡・问孔篇》之“康子”，姓姬，氏季孙，名肥，谥康，尊称子，季孙意如（平子）之孙，季孙斯（桓子）之子，时继父为鲁正卿。其善辞令，有文才，为春秋晚期鲁国著名政治家与文学之士，传世有《吊宋景曹文》（见哀二十三年《左传》）一文。

二百二十六、4 司马迁：《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297页。

二百二十七、重视历史教育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早在春秋中期的楚国，大夫申叔时便已深刻认识到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并表现出一种自觉性。可以认为，申叔时是中国历史教育的一个先行者，他的历史教育理念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百二十八、3 上海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卷17，《楚语上》，第528页、第529页。

二百二十九、1 瞿林东：《从认识史学到认识历史——中国古代史学观的理性发展》，《学术研究》，2011年第6期。

二百三十、申叔时历史教育的基本理念

二百三十一、我们的生活样式，就像一幅油画，从近看，看不出所以然来，要欣赏它的美，就非站远一点不可。

二百三十二、如果再让王在印尼继续工作，似乎也有些不便。为此，国内下令召回了王任叔大使。

二百三十三、当然王任叔喝饮料被偷拍是铁的事实。其实程远行和易非两位革命老前辈均在为王任叔鸣冤叫屈，但为什么最终得出的结果大相径庭?关键在于照片是在哪里被偷拍的?照片上王任叔穿不穿衣服?“使馆内部”或“中学操场”，这两个地点性质根本不同；“光着膀子”和“衣冠整齐”，这两种形象泾渭分明。怪不得易非要为老领导辩护，指出：印尼的各大报纸头版头条刊登了王任叔大使光着膀子手举饮料瓶对嘴喝照片(引自程远行文章)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周劭和黄秋耘回忆里，尽管事件发生地点、细节同易非的有出入，但王任叔是否穿衣服却是一致的。

二百三十四、5 吴增祺：《国语韦解补正》卷17，《楚语上》，第99页。

二百三十五、关于“故志”

二百三十六、上文对申叔时讲到的9种文献及其教育意义所作的分析表明，它们的教育功用各有侧重，而用以教导太子的基本理念是以史为鉴，明治国安邦之道，提高品德修养。尤其是申叔时所讲的“语”与“故志”，或记言或叙事，都明确包含着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之道，蕴含着一种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意识。这种意识与前揭西周初年周公所讲的“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的论点旨趣相通。所不同的是，周公是指客观历史而言，申叔时则是指历史文献而言，蕴含着人们从认识历史到认识史学，再从认识史学到认识历史的思想轨道。1另外，从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出，申叔时多次提到“德”的内容，诸如“昭明德”、“导广显德”、“明其德”、“务用明德于民”等，反映了申叔时对德教的重视。柳诒徵先生曾讲到：“春秋时申叔时论教太子之法，言之尤详。所谓耸善抑恶、昭明废幽、广德明志、疏秽镇浮、戒惧休劝者，皆以史为工具而求成其德也。”2“以史为工具而求成其德”，这句话不仅揭示了申叔时的历史教育思想，也凝聚了他本人对于历史教育功用的认识。

二百三十七、李叔同后来创造了中国近代艺术史上的许多个第一，他最早把西洋绘画引入国内，最早用五线谱进行音乐教学，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话剧社。1907年2月为赈济国内徐淮水灾，李叔同和话剧社的同学们，打算举行一次义演，经过商议，决定上演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剧目《茶花女》。而李叔同则担当《茶花女》中的女主角，最后这场话剧在日本引起了轰动。因缘际会，李叔同应邀来到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做起了音乐和美术课老师，李叔同一改西装革履的留学生打扮，穿起长袍马褂布鞋，严肃而朴素，完全像一位教育家了。

二百三十八、王任叔大吼一声：“同志们!我们可以歇歇脚了!”接着，他把自己的上衣脱掉。但他还是觉得不过瘾，于是不假思考地把衬衣也脱掉。这时，他顿感得意，情绪也随之振奋

二百三十九、笔者认为无论评判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20世纪50年代初，人们思想保守单纯、组织纪律严明、个人自我约束严格。大家印象里，新中国大使就应该衣冠楚楚、规行矩步，像绅士一样。而王任叔作为大使，在公开场合仰头喝饮料，则被视作不拘小节、粗鲁无礼(其实此事若发生在现在不足为奇，大使同样是人，印尼天气炎热，口干舌燥自然想喝水。稍微仰点脖子即使幅度大些，又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虽然这不算犯什么错误，更没有违反外事纪律，人们朴素的意识形态却不能接受，况且又风言风语流传王任叔“光着膀子”，所以较难博得外交部其他同事的同情。外交部内部对窃照议论纷纷不是空穴来风。否则，程远行也不会在其书中透露：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王炳南和我国首任驻缅甸大使姚仲民对他谈起王任叔“光着膀子喝饮料丢脸”一事。这只能责怨当时资讯不发达、交通不快捷，一点小事传回国内得费很大劲，不像今天网络遍地开花、电视实况转播，再加上外事特殊的保密制度，于是，“新中国大使喝饮料被偷拍上报纸”那些事儿十传百、百传千，传到最后拷贝大走样，演义成“新中国大使光着膀子狂饮被偷拍上报纸”。“纪实”摇身一变为“小说”，不少报刊相继转载了程远行的文章，轰动全国。

二百四十、17 司马迁：《史记》卷13，《三代世表》，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88页。

二百四十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人才奇缺。中央不得不从部队和地方的高级干部中抽调出一批优秀同志，充实外交部，派到各建交国去当大使。但和为什么会偏偏挑选王任叔这么个文人担任驻印尼的首任大使呢?首先是王任叔对党的忠诚。早在1926年，王任叔潜伏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处机要科时，就把许多重要情报提供给。王任叔参加革二十几年，南征北战，辗转国内外，磨炼出一身刚正不阿、威武不屈、坚强果断、独立敏锐的性格。其次是王任叔的文人气质，他语言丰富、待人热诚、善解人意，曾在上海“孤岛”时期搞过统战工作，会交朋友，具有办外事的素质。再次是王任叔最擅长的便是捏笔杆子写文章。他文风犀利、文笔流畅，且眼光独到、见解独特，善于捕捉、分析、归纳、总结。在向哈达总理推荐王任叔为我国驻印尼大使时，介绍他是一位“文学家”。第四是王任叔对于印尼的深刻了解。1945年至1947年，他曾侨居苏门答腊，担任华侨总会的工作。逗留印尼期间，王任叔非常注意对印尼社会的考察和对印尼历史的钻研，于20世纪40年代末哂心沥血撰写了五六十万字的关于印尼社会研究、文学研究以及印尼史方面的文章和专著，主要有《印尼社会发展概观》和《印度尼西亚革命观感》等。前部专著约二十六万字，专门叙述印尼古代、近代和现代史；后篇长论则是研究印尼当代社会问题。由于王任叔熟稔印尼历史、现状，并亲身体验，因此他的论著水平，在当时国内印尼研究中无人可及；他的文章观点成为新中国印尼研究的基石。前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曾回忆道：“任叔出国前，在外交部作过一次关于东南亚形势的报告，我也在场，他对这一地区各国人民风起云涌的反帝反殖运动的分析，观点人理，见解精辟，至今尚留在我的记忆里。”此外王任叔还略会说些印尼语，通晓当地风土人隋。尽管语言不流利，但比一点不懂的稍胜一筹。

二百四十二、以上所讲为“春秋”的内容与性质，再来看其教育意义。按申叔时所说，“教之春秋”的目的是“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对此，韦昭、徐元诰仅作了个别字的注解，如韦注：“耸，奖也。抑，贬也。”1徐元诰引《方言》称：“自关而西，秦、晋之间，相劝曰耸。”2从字面意义上讲，学习国史可以教导太子劝善惩恶，以培养其善恶观念。结合《晋语七》所载，司马侯之所以向晋悼公推荐羊舌肸作太子傅，即认为羊舌肸“习于春秋”而符合“德义”。所谓“德义”，即“诸侯之为，日在君侧，以其善行，以其恶戒”。对此韦昭注为“善善为德。恶恶为义。”3这实际上也讲到了国史“善善恶恶”的功用，与申叔时所讲相通。“春秋”作为一种编年记事的国史，韦昭本注之“纪人事之善恶”，4以此辨别善恶是非，使读者见善而法，见恶而戒，从而提高品德修养。而“春秋”所以示惩劝，在于其记事遵循一定的法度，即以当时周王朝的礼法制度为标准。春秋末年的孔子以鲁国国史（即鲁春秋）为基础作《春秋》，更是融入褒贬之义，也将史书惩恶劝善的功用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鲜明反映在孟子所讲“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5以及《左传》“君子曰”所评《春秋》“惩恶而劝善”、“善人劝焉，淫人惧焉”6之中。

二百四十三、从相关记载来看，楚国君臣非常重视教育太子之事，而申叔时在这方面似有很大的影响。这里，申叔时提出了“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9种所要“教之”的文献，以及这些文献在教育太子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那么，这9种文献究竟是怎样的书？又为何能起到如此的教育作用？三国时期吴人韦昭所著《国语解》以及后世学者关于韦昭解的补注本，如清董增龄《国语正义》，清陈瑑《国语翼解》，清末民国间吴增祺《国语韦解补正》，近人徐元诰《国语集解》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解析。从教育思想角度看，申叔时提出的9种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春秋、世、诗、语、故志，重在思想；礼、乐、令、训典，重在行政。下文依据自韦昭以来的相关讨论以及其他文献，对申叔时历史教育论的内涵进行具体分析。

二百四十四、1918年的春天，一个日本女人和她的朋友，寻遍了杭州的庙宇，最终在一座叫虎跑的寺庙里找到了自己出家的丈夫。38岁的他原来是西湖对岸，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员，不久前辞职离开了学校，在这里落发为僧。十年前他在日本留学时与妻子结识，此后经历了多次的聚散离合，但这一次已经是最后的送别，丈夫决定离开这繁华世界，皈依佛门。几个人一同在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吃了一顿相对无言的素饭，丈夫把手表交给妻子作为离别纪念，安慰她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岸边的人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船上的人连头也没有再回过一次。这是1957年3月7日，登载在《文汇报》上的文章，《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文章出自叔同老友，近代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之手，写的是他亲眼所见，朋友与妻子诀别的一幕。这位被誉为现代中国文化正待从他脚下走出，婉约清丽一途的艺术大师，悄然在杭州虎跑寺以盛年出家，他遁入空门的决定，在当年震动了整个中国知识界。

二百四十五、5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文公六年”条，第548页。

二百四十六、那天王大使衣冠整齐，正在对大家讲话，主席台上坐着侨领，台前桌上放了几瓶汽水，并且是开了瓶盖的。王大使顺手拿了一瓶，喝了一口，然后继续讲话，根本没脱外衣。

二百四十七、愚昧无知如果伴随着富豪巨贾，那就更加降低了其人的身价。

二百四十八、1880年10月23日，李叔同出生于天津市三岔河口附近一户富有的盐商之家。李叔同系父亲第五个姨太太王氏所生，幼名成蹊，学名文涛。成家后，李叔同携母亲妻儿定居上海，凭借着诗书的才华，弱冠之年的李叔同，很快成为上海滩上的名流。他风流不羁，与艺伎坤伶过从甚密，时称“天涯五友”。在多年以后，回顾那段风流的岁月，李叔同写下了这样两句词：“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这两句词写于1905年，李叔同人生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就发生在这一年。相依为命的生母在上海逝世，这给了李叔同很大的打击。李叔同痛下决心，决定东渡日本留学。在位于东京上野的东京美术学校，作为第一批艺术专业留学生，李叔同在度过了6年的留学生活。

二百四十九、晋]杜预：《春秋释例》，清嘉庆十二年（1807）孙星衍刊刻岱南阁丛书校本。

二百五十、叔本华哲学是以唯意志主义为整个理论大厦基石的哲学，因此其伦理观也是建立在唯意志主义本体论之上并以之为逻辑起点的，在本质上说依然是唯心主义的调子。“‘世界是我的表象’：这是一个真理，是对于任何一个生活着和认识者的生物都有效的真理；不过只有人能够将他纳入反省的，抽象的意识罢了。”“这另一真理就是每人，他自己也能说并且必须说的：‘世界是我的意志’。”“那人是一切而不为任何事物所认识的，就是主体。因此，主题就是这世界的支柱，是一切现象，一切课题一贯的，经常作为前提的条件。”从以上所引不难看出：叔本华否认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性而非常注重主体性的人，客观世界仅仅是被人感知并认识的课题而已，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不占有最重要的位置；而只有“人”确切地说只有人的“意志”才是整个世界的根本，世界正是因为“意志”才有了意义。

二百五十一、人的面孔要比人的嘴巴说出来的东西更多，更有趣，因为嘴巴说出的只是人的思想，而面孔说出的是思想的本质。

二百五十二、10 顾颉刚：《三坟五典》，载张舜徽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第7—8页。

二百五十三、说实在话，作为新中国的外交代表、全权大使，出现这样有损于中国形象的举动，实在是不应该的。

二百五十四、该文(指程远行文章)把事件发生地说成是大使馆，更增加了问题的严重性。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使馆是中国的领土，任何人没有大使馆的请柬是不能入场的。他(指偷拍记者)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地下钻出来的?客人走后，使馆那么多人，怎么会看不见一个外国记者偷拍自己大使“光着膀子”的照片?

二百五十五、如今这座百年四合院成为了京城知名的文人雅集，中国当代大儒范曾、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国际设计大师Mark Cheung等国内外名流常到这里做客。由于有北京大学的学术支撑，袁行霈、汤一介、楼宇烈等著名教授都是这里的重要导师，因此焕新胡同21号院成为“精神家园”，而非休闲娱乐场所。这种思潮的激荡，正如曾经居住过这里的故人李叔同那样，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领悟出许多常人无法企及的人生启示和佛学心得。对于他的演讲稿与辑录的处世格言，梁实秋、林语堂等都认为是“一字千金，值得所有人慢慢阅读、慢慢体味，用一生的时间静静领悟”。

二百五十六、人的性格和道德观是先天的，那么人的行为还有多大的自主性呢?也就是说西方哲学上的一个永恒概念“自由意志”真的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吗?既然“自由意志”都要受到质疑，那么人还应不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

二百五十七、这种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反映在其伦理思想上表现就是意志是人思想的君王，其他诸如理性良知都只是次要的，尤其是理性只是意志自我实现的工具而已(“从知识中所认识的一切，只是一系列的动机；通过这些动机，一直不断地展现其本性，使其成为可知的或可见的)。意志通过和遗传外部客观世界的结合决定人的性格，性格影响人的道德观，从此永不更替，因此道德是先天的，伦理是可能的，但无须强加给它更多的外在的道德责任。

二百五十八、叔本华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我们所做出的所有行为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动机。也就是说，我们由于某个动机，因此做出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行为，这是符合因果律的。对于～个决定论者而言，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真正的自由是不可能的，所以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换句话说，当我们正在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意识到它符合我们的某种动机，从而领会到一种自由感，但我们的动机却只取决于某一意志，而这意志却不是我们所能把握的。由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体会到一种虚假的自由，但是无法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这就是说人的动机看起来是来自于主体性的人本身，但是由于动机也是来自于人们难以捉摸的“意志”，所以人的“自由意志”应该受到否定性的追问。实际上叔本华把这种悲观的决定论发挥到了极致，他打了一个著名的比方：“我们所谓的文明世界又何尝不是一个大的假面舞会呢?”“在这场人生的化妆舞会上，红艳艳的苹果是蜡制的，水灵灵的鲜花是丝织的，活蹦乱跳的鱼是纸糊的，所有的东西——对，所有的东西——只有可怜的玩偶和无聊的琐事。”这个比喻就是说，因为世界的背后是被我们无法认识更无法掌控的“意志”在起作用，所以在人生的舞台上，我们都是被线牵着的玩偶，即便上演的是喜剧，但对于木偶来说确是不折不扣的悲剧。我们的行为不是像我们想象中一样，是根据我们内心的想法来随性来做出的，而是后面有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在永不停息地起作用。

二百五十九、韦昭注，“令，先王之官法、时令也”。5对此，董增龄《国语正义》、吴增祺《国语韦解补正》以及徐元诰《国语集解》等皆录其言而无详细解说。关于“官法”，按《周礼·天官·大宰》，大宰“以八法治官府……六曰官法，以正邦治”。郑玄注引郑司农云：“官法，谓职所主之法度，官职主祭祀、朝觐、会同、宾客者，则皆自有其法度。”6清人孙诒让指出：“谓邦之大事，各有专法，著其礼节名数，若今会典、通礼之属，一官秉之，以授众官，使各依法共治之，是谓官法。若大司徒之地法，小司徒之比法，大司马之战法，后世谓之司马法，县师之县法，稍人谓之县师之法，皆是也。”7这就是说，所谓官法，是百官履行职责时所应遵循的法令法规，亦即官署职掌制度，而每一种官职，均应遵守本职内的官法。关于“时令”，按《礼记·月令》载，季冬之月，“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清孙希旦指出：“时令，随时之政令”，“时令无常，故须商度所宜而行”。8可以这样认为，时令主要是统治者按季节变换所的政令教化，应为百官所遵守。据此，申叔时所讲“令”之类的书，当为百官所应遵循的官法、时令。另，《国语·周语中》记载周王室使臣单襄公论陈国必亡，单襄公援引周之《秩官》加以论述。关于《秩官》，韦昭注：“周常官，篇名。”9实涉及百官所应遵循的法制，有类于这里申叔时所讲之“令”。

二百六十、6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四年”条、“昭公三十一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70页、第1513页。

二百六十一、无价值的事物总是不断增加：由于频繁的重复，许多起初在我们看来重要的事物逐渐变得毫无价值。

二百六十二、青年与老年之间的基本差别在于：前者前途无量，后者濒临死亡。

二百六十三、关键词：春秋时期 鲁国 季孙氏 族属 世系 作家群体 事略 研究

二百六十四、1906年，他与曾孝谷等人创办“春柳社”，提倡话剧，这就是我国最早的研究话剧的团体。这个团体先后演出《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李叔同均任主角，一时声誉鹊起。初演《茶花女》时，李叔同为了串演女角，还不惜将小胡子剃去，花重金做了好几身女西装。由于《黑奴吁天录》中有反对民族压迫的内容，此剧还遭到清政府的禁演，这也说明其影响之大。

二百六十五、平庸的人关心怎样耗费时间，有才能的人竭力利用时间。

二百六十六、人生最初的四十年得益于教科书，以后的三十年是注释教科书的内容。

二百六十七、他就是弘一法师，俗姓李，名叔同，乃是世人推崇、敬重的艺术家、教育家。脱俗：清风不染半点尘

二百六十八、非常遗憾，王任叔在任仅一年半，未到期满，于1952年2月卸任回国。

二百六十九、唐]林宝撰，[清]孙星衍校辑：《元和姓纂》，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

二百七十、李叔同简介：家境

二百七十一、《论语・微子篇》魏何晏《集解》引汉孔安国《论语训解》：“桓子，季孙斯也。”《国语・鲁语下》韦《注》：“桓子，鲁政卿，季平子之子斯也。”定五年《左传》杜《注》：“桓子，意如子季孙斯。”定八年《左传》杜《注》：“（季寤）季桓子之弟。”哀三年《左传》杜《注》：“南孺子，季桓子之妻。”《汉书・邹阳列传》颜《注》：“季孙，鲁大夫季桓子也，名斯。”则季孙斯（前？年-前492年），即定五年、六年、七年、哀三年《左传》《国语・鲁语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鲁世家》《孔子世家》《汉书・古今人表》之“季桓子”，亦即定五年、八年《左传》《史记・鲁世家》《孔子世家》之“桓子”，亦即哀三年《左传》之“季孙”，亦即《论语・先进篇》之“季子然”，姓姬，氏季孙，名斯，字子然，谥桓，尊称子，季孙纥（悼子）之孙，季孙意如（平子）之子，季孙寤（季寤）、季孙鲂侯（季鲂侯）之兄，南孺子（南氏）之夫，季孙肥（康子）、季孙穆叔（子扬）、季孙灶（武叔、子雅）、南孺子所生男、季姬之父，定公五年（前505年）继父为鲁上卿（执政卿），历仕定、哀二君凡十四年（前505年-前492年）。其尊崇孔丘，善于辞令，富有文才，为春秋后期鲁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与贵族文士，传世有《正常之命》（见哀三年《左传》）、《遗子书》（见《史记・孔子世家》）诸文。

二百七十二、关于“礼”和“乐”

二百七十三、然而李叔同先生在家时的成就，又如何能够说清？

二百七十四、12 顾颉刚：《三坟五典》，载张舜徽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第8页。

二百七十五、从风流才子到出家为僧

二百七十六、8 杜预：《春秋左氏传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第1703页。

二百七十七、9《吕氏春秋·有始览·务本》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尝试观上古记，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也。《诗》云：‘有晻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实也与三王之佐同，而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贵于国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贵于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国之不大也；此所以欲荣而愈辱，欲安而益危。”参见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卷13，“务本”条，第297—298页。

二百七十八、当夜无事，翌日清晨，在印尼各大报纸上，出现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许多报纸的头版头条报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馆举行招待会的新闻。这新闻除讲到出席招待会的规格和招待会上的友好气氛外，还刊登了招待会的现场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有王任叔光着膀子、手举饮料瓶对嘴喝的镜头。

叔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