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理想的名言十篇，理想的名言

有关理想的名言十篇

一、笔者引导学生先同桌之间互相议论再集体交流，在师生互动的不同情境中又生成新的含义，正是因为教师关注和诱导名言警句的意义生成，不仅实现了师生的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而且使学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获得新的认识，实现“三维”目标的新跨越，实现教学由实践到理论，再由理论到实践的反复循环。

二、直译。直译可以保留原名简短的语言形式,同时保留原名的深刻的内涵,如桃花溪(Peach Blossoms Stream)、白云山(White Cloud Hill)、迎客松(Greeting Pine)、慈光阁(the Mercy Light Temple)、紫竹林(Purple Bamboo Grove)、黑龙潭水库(Black Dragon Pond Reservoir)等。采用直译策略可以保留原文朦胧的、美的意境,可以激发译文读者的想象力,不同背景的读者产生的联想不尽相同,但直译却可以达到再现原名的审美效果,尊重译文读者的审美感受的目的,是翻译“美”的原则的体现,也体现了模糊对等原则。

三、“劳动者的组织性、纪律性、坚毅精神以及同全世界劳动者的团结一致，是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

四、“名”这一语词初见于甲骨文，作为普通名词，其含义就是“事物的名称”。“名实之辨”从孔子与老子开始，孔子要求“正名”，走的是循名责实之路。老子主要揭示了“名”的局限性一面，认为名为实之华，最终要离名而返实。而墨家则强调“取实予名”，以实来规定名，十分重视“名与实”的耦合关系，因而走的是一条经验主义的语言哲学路线，总体上坚持的是语言可以反映实在的语言哲学观。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墨家的“名论”作一简单的梳理，以此揭示墨家语言哲学思想的一个侧面。

五、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修订本).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六、记――积淀思想智慧

七、墨家思想的精髓不仅是哲学上的瑰宝，作为我国古代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更是古代翻译思想考证的重要依据。本文主要就墨子著作中的经典语录，探讨了其翻译启示。尽管其关于文辞方面的论点较为笼统朴素，但我们依然能从中窥见一斑，发掘其在中国翻译史上应该占有的地位，而翻译实践者亟待从传统的哲学思想中践行翻译理论，汲取中西方翻译理论的精华。

八、中世纪语法学中的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对后来语言哲学中的一些论题有深刻的影响。“柏拉图”这样的名词指代的是个体，算是专名，而“人”这样的名词则指称的是类或共相，可以称之为通名。唯名论者与实在论者都承认专名所指代的殊相或个别物是独立于心灵存在的，具有实在性———我通过“柏拉图”这个名字来提及这位大哲，可是他的存在是客观的，并不依赖于我的思想或心灵对他的指向。他们的分歧就在于通名所指称的共性是否也是独立的存在，唯名论者持否定的态度而实在论者则相反。实在论分成极端与温和两派。极端的实在论认为“共相不仅存在在于心灵之外，而且也与个别物分离而存在于个别物之外”［3］41。按照这种观点，“水果”这种共相不但独立于我们的思想，而且也独立于苹果、香蕉、梨这些具体的水果而存在；而温和的实在论在坚持共相独立于心灵的同时承认它们必须存在于个别物之中。对实在论作出过比较全面批判的唯名论者是阿伯拉尔，他的中心论点是：由于共相是可以表达众多事物的东西，因此共相本身不能是事物，不能像事物一般独立存在，因为一个事物是不能用来表达其它众多事物的，只有名词可以。所以，共相归根到底应该是名词，是普通的词项。另一个比较著名的唯名论者是逻辑学家奥卡姆，他提出过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原则，即“没有必要，勿增实体”。奥卡姆认为，知识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逻辑自明的，可以通过分析词项的关系来判断真假，例如，就命题“香蕉是一种水果”而言，我们只要分析“香蕉”和“水果”这两个词的关系就可以判断这个命题为真；另一类是由经验证明的，即比如通过将命题与外部经验事实对照来判断真假，如“火星上有水”。根据这种知识论，“剃刀”原则对实在论的批判可以总结为：无论是出自逻辑的理由还是经验的理由，都没有必要为了解释普遍概念的性质而在个别事物之外设立与普遍概念对应的实体或实在，所谓共相仅仅是具有意向性的词语或符号。

九、饥寒的年代里，理想是温饱；温饱的年代里，理想是文明；离乱的年代里，理想是安定；安定的年代里，理想是繁荣。——（现代）流沙河

一十、关键词：孔子；“正名”；思想政治教育；启示

一十一、林语堂. 越裔汉译.生活的艺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一十二、事实证明，教学中巧用名言导入，学生感到耳目一新，就可以迅速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的思维、灵感和探索热情，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从课堂教学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学习指向。

一十三、追求理想是一个人进行自我教育的最初的动力，而没有自我的教育就不能想象会有完美的精神生活。（苏霍姆林斯基）

一十四、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追求，你们会淋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现代）巴金

一十五、Channell, J. Vague Language. Oxford:OUP.1994

一十六、接着，让学生读名言，谈理解谈感受，瞬间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水到渠成地引出课题《诚实是金》。在接下来的教学中，重点抓住“诚实”“金”这两个关键词组织教学活动。

一十七、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通往理想之路从来也不是轻松生活。——（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

一十八、Zadeh,L.A. Fuzzy Sets and Their Application to Cognitive and Decision Processes. New York: Accademic Press, 1965

一十九、没有理想的人像晕头鸡。（缅甸）

二十、近代哲学，如前所述，是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在这个时期哲学家被分成英国的经验主义与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但他们都对语言与思想的关系作出精辟的论述。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在近代哲学中较早讨论语言。他提出在人脑中存在四种假象妨碍人们的认识活动，而其中最难消除的就是由语言误用而造成的“市场假象”。他说：“市场假象是四类假象中最麻烦的一个，它是通过文字和名称的联盟而爬入理解力之中的。人们相信自己的理性管理着文字，但同样真实的是文字亦反作用于理解力。”［5］30培根区别两种可能造成错误认识的语言误用：一是名称无所指称，例如“快乐”“消极”等；二是错误使用名称导致的语义混乱，例如“现象”“本质”“普遍性”这样的概念都常因定义不当而给认识与沟通平添阻碍。应该说，把语言的误用看作是错误认识与无谓争论的源头正是现代分析哲学的出发点。洛克同样对语言的缺陷做出了批判，他首先提出了意义的观念论，认为词指示的是观念而不是事物。“语言所以有表示作用，是由于人们随意赋予它们一种意义，是由于人们随便把一个字当做一个观念的标记。”［6］386接着他指出了语言在表达观念时的主要缺陷以及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所犯的错误：语言自身的缺陷表现在意义混乱，但原因并不在于文字而在于文字所表达的观念；当文字所表示的观念过于复杂，与日常生活联系不多或缺乏准确定义的标准时，语言就会和观念脱节，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哲学的论理词中，因而洛克强调表达观念的语言应符合人们的日常用法。这种思想后来在日常语言学派中得到系统的发展。唯理阵营中对语言转向的发生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莱布尼茨。首先，他在与洛克的论战中提出关于词语指称的一些观点，他同意词语是用来指代观念，但认为观念不一定是外物的反映，观念与外在事物之间存在不对称性。其次，莱布尼茨是最早提出有必要建设人工语言的人，他认为一旦创造出这种语言，人与人之间许多争论就可以像做数学题被脉络清晰地解决，这种设想被看作是“现代物理逻辑以及维也纳学派提出的统一科学思想的雏形”［3］47。语言转向的先行者弗雷格便是这种思想的后继者之一。另外，莱布尼茨明确区分了事实真理和理论真理，提出事实真理是偶然的，来源于经验，而理论真理是必然的，由逻辑或词语的定义决定。这种划分后来被康德发展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分，其意义在于“把理性、逻辑、必然性等问题与经验、事实、偶然等问题区分完全放到了语言表达的范围内考察”［3］47。五、康德：分析与综合的两分康德是近代哲学对语言哲学各流派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他为人类理性的范围划定了界限，并对形而上学是否能够成为科学的问题进行了深度探索，引发了一场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甚至有学者指出，现代哲学基本上都是对康德哲学不同反应的结果。

二十一、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朱熹注曰：“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夫子之文章，日见乎外，固学者所共闻；至于性与天道，则夫子罕言之，而学者有不得闻者。”从子贡所言可以发现，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有了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的分野，“文章”属于“名言之域”，对于“名言之域”，“言”是能够尽意的，所以是“可得而闻”的，也是“学者所共闻”的；“性与天道”属于“超名言之域”，对于“超名言之域”，言是难以尽意的，所以“夫子罕言之”，也是“不可得而闻”的。孔子解决“言意之辩”的方法是通过划分名言之域和超名言之域，认为在名言之域，言是能够尽意的；但是在超名言之域，言是难以尽意的。

二十二、理想是罗盘，给船舶导引方向；理想是船舶，载着你出海远航；但理想有时候又是海天相吻的弧线，可望不可及，折磨着你那进取的心。——（现代〉流沙河

二十三、中世纪语言哲学思想是洛克语言哲学理论另一渊源

二十四、在教学过程中，为了使教学更生动，为学生营造现场感，品德课堂常常采用小品表演和讲故事的方式叙述教学材料。在这样的教学环节中，插入名言，能够增加材料的文学性，激起学生的情感共鸣，使学生的情感得到升华。

二十五、3 结语

二十六、奈达（1993）阐释了语言，文化和翻译三者的关系，强调了语言和文化的依赖关系。“所谓文化传统对于翻译传统特别是翻译理论传统的影响和制约，也主要是指从这三方面（科学、宗教和思想哲学），尤其是思想哲学层面对它的影响和制约”（谭载喜，2000）。中国自古以来发展形成了传统但相对笼统的思想哲学，中国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根植于本族的古代文化中，虽然未形成系统详实的翻译理论，但我们常常能从洗练含蓄、言简意赅的观点中追溯根源，汲取营养。墨子作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其哲学思想涵盖文论和逻辑学，对探讨翻译指导思想和具体实践方法，都有着非凡的启示和意义。

二十七、其次，培根还对名称的指谓进行了分析。语词用以指谓某物的时候，便转变为名称。他把名称分为两类：一类有名无实，如幸运、原始推动者等。对于这类名称，他主张全部放弃。另一类指实际存在着的事物。这类名称在他看来虽然有名有实，但若仔细考察，却往往意义含混，定义不当。他认为只有采用归纳法，才能避免这种现象，他指出：“我们不仅必须把这种归纳法用于发现公理，而且要用于形成概念。”

二十八、旅游翻译的审美观。旅游翻译的审美观体现了翻译的文化观,因为审美情趣和意识形态沉淀于一个民族的心理深层,从而形成最高层次的具有最强烈的文化色彩的认知语境。许多景点名称具有美学特征,承载着朦胧的美的意境,可以唤起游客美好的联想或激起他们的好奇心。因为语言文化不同,汉语景观名称中的模糊语在英译时要正确处理语言和文化的矛盾,不仅要考虑汉语模糊语所创造的形象、喻义和修辞色彩,还要尽可能体现译语的民族特色、地域色彩、接受心理和表达习惯,这样才能达到最深层的文化交流(包惠南,2003)。

二十九、谭载喜.中西翻译传统的社会文化烙印[J].中国翻译，2000， （2）.

三十、在教学叙事中出示名言，使情感升华

三十一、理想是指路明灯，没有理想，就没有坚定的方向；没有方向，就没有生活。（托尔斯泰）

三十二、其次，柏拉图的贡献还表现在他关于名称与物的关系的讨论中。他在对一系列语词或名称(如上帝、英雄、灵魂)的意义进行语言学的分析之后，又对名称的构成。名称与物的关系，以及名称的意义进行了考察。柏拉图明确提出，命名是模仿的艺术。“我们讨论的一切名称。都是用于说明事物的本性”。名称怎样说明事物的本性呢?柏拉图认为是通过模仿。他指出，命名是一门用文字、符号来模仿事物的艺术。模仿说认为名称是模仿事物、表现事物本性的。这一观点虽然很不严密。但却是人类理解名称――事物关系时必经的一个环节。

三十三、面对种类繁多、层次不一的“名”，人们应该遵循怎样的准则，才能避免对“名”的误用呢?墨家认为，既然“名”在本质上不过是依附于“实”的符号，而“实”虽然变动不居，但终究是确定性的存在，那么先考查确定的“实”，再选择恰当的“名”，就应该成为人们定“名”和用“名”时必须遵循的唯一法则。这一法则，墨家称之为“取实予名”。

三十四、让学生体会、感受这些名言，使学生的观点明确、思想清晰。因为这些名言警句本身是课本内容的演绎、归纳、解释、论证的结果，概括自然有力，言简意赅，有画龙点睛的效果。

三十五、凡事以理想为因，实行为果。——（现代）鲁迅

三十六、何谓“形貌之名与非形貌之名”呢?《墨子·大取》篇指出：“以形貌命者，必智(知)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庙者是也。”“命”即“命名”，“以形貌命者”，如“山”、“丘”、“室”、“庙”，即可以通过对形状和外貌的描述来加以命名，使人直观地了解，类似于传统逻辑所说的具体概念；“不可以形貌命者”，如“爱”、“义”、“利”等等，虽不可以通过对形状和外貌的描述来加以命名，但仍是确定的“实”，可通过其他方式使人理解，类似于传统逻辑所说的抽象概念。由此可见，墨家已经区分了具象概念和抽象概念，从而深化了人们对“实”的理解。

三十七、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将“命”、“礼”、“言”三者并立，置于人生的至高地位上，足见孔子对语言的重视。关于“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正义》日：“言者心声，言有是非，故听而别之，则人之是非也知也。”可见“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是以否定句式肯定了“知言”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也即肯定了通过言能知意进而“知人”，正如朱熹所言：“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这是一种充分依赖语言的表意功能与交流功能，肯定言意一致性的态度。这是孔子对“言意之辩”的基本态度。关于这一点，可用孔子的一个著名观点——“辞达而已矣”。对于“辞达而已”，孔安国注曰：“凡事莫过于实，辞达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要求表达者要努力把“辞”——语言信息最清楚明白地传输出去，并在客观上产生出接受者能最明白地接收到信息——“达”的效果。也就是说，“辞”以“达”为目的，“达”为“辞”的标准。辞不贵多，也不贵少，但贵辞达则足矣。所谓“文胜质则史。”文采多于朴实，便难免虚浮。这种语言交流功效至上的主张，实质上就是对语言交际功能的早期认识。孔子提出的“辞达而已”的主张，在中国语言哲学发展史上最早揭示了语言的交际功能，确立了语言交际功能得以最佳发挥的语用原则。尽管“辞达而已”还只是对语言运用的朴素要求，还称不上是理论剖析，与现代语言转向将语言作为哲学的基本课题还有很大的距离，但它毕竟与斯大林有关语言的基本功能是“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现论，在义理上有相通之处。

三十八、读――感受思想神韵

三十九、愿望只是美丽的彩虹，行动才是浇灌果实的雨水。（英国）

四十、崔进.旅游文化纵谈.中国旅游出版社,2000

四十一、先声夺人――抢占思想高地

四十二、子路显然术能明白孔子正名理论之深意，反而批评老师此论为“迂腐之见”，孔子于是苦心孤诣地对自己的爱徒说了一段被后人广为引用的话：“野战，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从这段发人深省的话可知，孔子的推论是从一否定式的断言(名不正)出发，由名推及言－事－礼乐－刑罚，最终落脚在“行为”上(民无所措手足)，其逻辑顺序为“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对孔子的上述主张，学术界许多人认为这是对名实关系的本末倒置，由此孔子就成r极端保守主义者。郝大维、安乐哲对此评价说：“‘正名’的这一流行诠释部分是正确的，但它高度强调孔子思想中与传统的一致性，与此同时，却忽视了孔子真正看重的文化多样性、原创性和丰富性，则损害了对孔子思想的理解。”的确如此，在理解孔子正名理论时，不必死死纠缠在孔子看来名实之间到底谁决定准的问题，我们往往因为孔子强调名的作用就断定孔子持有“名决定实”的先验论，因而全盘否定其“正名”思想的理论价值。我们更多的应该注意到孔子“名实之辩”思想的深刻性。显然，孔子这里所用的“君、臣、父、子”之名，无疑是对以往“君、臣、父、子”之实的反映，尽管那种意义上的名还包含有理想化的成分，但它们在指称以往的“君、臣、父、子”之实时已被人们所认可，具有了确定性。因此，从名实关系着眼，孔子的这一主张实际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名一经形成，就必须保持应有的确定性。“任何民族总是在用语言范畴化地认识世界和人生。当他们对自己的语言所表达的意义进行确定性追问的时候，他们就进入了纯语言性操作的模式，理论上说都是能够产生出分析理性思想的。”毋席讳言，孔子的这种主张正是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对名的使用规范所提出的必然要求，是先秦分析理性思想初露端倪的表征。不仅如此，孔子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语言哲学的另一可贵思想：虽然从根本上说名依赖于实，但名在反映或指称实的过程中，并不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所谓“《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就非常形象地说明了名对于实还有其积极能动的一面。孔子的这一见解，对于确切、完整地把握名实互动的辩证关系是非常有帮助的。

四十三、当然，孔子也并没有忽视作为个人的、处于从属地位的“言语”的作用，在他看来，从个人的言语现象中也可抽象出社会语言的一般规律，因而，孔子在从事其个人的言语活动的过程中能够自觉地遵循社会语言的一般规律，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身体力行，言传身教，启示世人如何正确地遵循语言实践的一般规律。如《论语》记载：“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庭，便便言，唯谨尔”，揭示了语言交际受到语言环境的制约的规律；“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如也”，揭示了语言交际受到交际对象的制约的规律；“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揭示了必须从言行一致的层面考察人的语言活动的规律；“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揭示了主体在交往和对话中应注意言语时机的规律等等。显然，《论语》试图表达的正是通过对个人特殊的言语实践的真实记录，而给人类普遍的语言实践以某些规律性的启示。毫无疑问，孔子的语言哲学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只有掌握了这些社会“语言”和个人“言语”的一般性规律，主体问的对话才能达到“言尽意”的效果。

四十四、参考文献：

四十五、如在《集体力量大》一课的文本中，就有这些有关集体的名言：

四十六、只有希望而没有实践，只能在梦里收获。（菲律宾）

四十七、首先，柏拉图以对话的形式提出并讨论了名称的本质、名称的真实性和正确性问题。针对名称完全取决于使用者的约定和习惯的观点，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层层批驳，步步追寻，最后得出结论说：一切事物都有它们自己的固有的和不变的本质，它们与我们没有联系，也不受我们的影响，或按我们的幻想而不规则地变动。相反，它们是独立的，与它们自己的本质保持着自然所规定的联系。也就是说，事物有其不依我们的主观感觉为转移的客观本质。在肯定事物有其固定不变的本质的基础上，柏拉图进而指出：“我们应该按照自然的进程来命名事物。并使用恰当的工具，而不能随心所欲。”

四十八、其次,面对汉语景点名称中大量的模糊语言,译者在理解原文和表达时采用模糊思维方式即联想。译者通过联想,即形象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抓住原文中那些具体、鲜明和生动可感的形象展开语义联想产生联想意义,从而极大地拓展了模糊词语的适用范围,即从有限的、简洁的、令人遐想的语言中产生出一个无限的、丰富而复杂的世界(黎千驹,2006)。此外,不同的译者可能由于职业、性别、年龄、文化修养、社会经历、生活环境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同一个人在不同的语境里也可能产生不同的联想。

四十九、保证名实相符的方法是“正名”

五十、【关键词】名言 品德与社会 教学

五十一、所谓理想，是精神预见秩序。精神就因为是精神，即能够窥察永恒，所以才能有理想。——（瑞士）阿密埃尔

五十二、《墨子·经说上》又说：“民若画优也。”(意即“名，就像纸上画的老虎一样。”)通过比喻的方法形象地描画了“名”的符号性特征。“虎”是“实”，是确定性的存在；“纸上之虎”是一种符号，是对真实之“虎”的反映和摹写形式。有了“虎”这个“实”，人们才能加以摹写并以“纸上之虎”的形式将其标识出来，也即“有之实也，而后谓之”。同时，“虎”总是先于“纸上之虎”而存在并且是“纸上之虎”之所以能称为“虎”的标准。作为一种符号，“纸上之虎”只有与实际之“虎”一致，它才具有标识作用，也即所谓“名实耦，合也”之后，名才有自己的价值。由此可知，墨家在“名实”问题上坚持的是一条“取实予名”的思想路径。

五十三、神圣的工作在每个人的日常事务里，理想的前途在于一点一滴做起——（现代）谢觉哉

五十四、……

五十五、“暴风可以吹断一棵大树，但在森林面前却是无能为力。”

五十六、人的理想，像他见到的地平线一样，向它走近一步，它就后退一步。（英国）

五十七、其次，墨家认为“言”是实现“以名举实”的途径，而名则是构成“言”的基本单位。在《墨子》文本中，“言”有二义：一是作动词用，指“言说”，是一种行为或过程；二是作名词用，指“说的话、话语”，是“言说”的结果和记录。《墨子·经上》云：“言，口之利也”，“言，出举也”；《墨子·经说上》云：“故言也者，褚口能之出民(名)者也。”这里的“言”显然指的是“言说”。在“以名举实”的过程中，“言说”作为口的功能(“口之利”)，其作用就是把标记和摹拟“实”的“名”表达出来(“出举”、“出名”)；《墨子·经说上》又云：“言也，招言猎(由)石(名)致也。”这里的“言”则是指“话语，说的话”，由“名”(语词)连缀组合而成。因此，在墨家看来，“名”既是构成“话语”的基本单位，又是言说行为所表达的内容，是“言说”活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十八、从孔子提出“正名”的目的来看是为了“正政”，而“为政”却是由人来完成和实现的，这就要求为政者要“正其身”，要“先之劳之”，以“礼”作为“正身”的途径，作为“正名”的标准。因此，孔子大力提倡“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更相信，“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具体说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必须以“礼”为标准，以“能近取譬”为方法来检验名实是否相符，至于这个理想的意义标准到底是什么，孔子并没有从语义的角度去定义，而是认定“先王”的礼仪制度，即社会变革发生前的那种状态就应该是名应有的意义。从这一角度看，孔子的“正名”理论其实是以托古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政治理想。陈汉生认为：“如果把语言划分成语形(语言实体的相互关系)、语义(语言和语言之外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和语用(语言跟使用者的目的之间的关系)三部分。我们认为中国思想集中于语用的研究，因为中国思想很少关心语义的真假，而较多地关心语用上的可接受性。”这一对中国语言哲学定性的断语，如果用来分析孔子的语言思想，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通过对孔子“名实之辩”内容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是以道德行为实用主义为取向，以语用学为圭臬的。

五十九、关键词：洛克语言哲学理论　古希腊　中世纪　近代

六十、名言健康向上，有警醒、引领、启迪等教育意义。名言在语言表达上有的简明、扼要，有的生动、形象，有的含蓄、深刻。对于四年级的学生来说，在品德学科教学中，通过读让学生感受名言的神韵，感悟名言的内涵，在朗朗上口中让学生随着名言进入思想状态。在品德学科中，用名言教学时“读”往往是一个环节，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当学生被那些名言激起心中的某种共鸣并产生震撼时，就被赋予了丰富的教育内涵，成为催人奋进的动力和人生的标尺。

六十一、所谓“达、类、私”三种名，《墨子·经说上》的解释是：“名，物，达也，有实必待文(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用现代的话说，“达名”是指最普遍的名称，可以泛指一切确定的对象性存在。“物”就是“达名”，可以笼统地指称各式各样的事物；“类名”是指一类事物所共有的名称，如牛、马、四足兽等等；“私名”是专指某一确定性个体之名，是“止于是实”之名。“达名”、“类名”和“私名”的划分，事实上反映了墨家对“实”的世界的一种理解，并重在强调他们所看到的“实”的世界的结构性特征，即抽象掉属性、关系和时间之后的实在世界所显现出来的层次性。

六十二、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六十三、中世纪的哲学家还探讨了非自足词项的意谓问题。法国哲学家布利丹坚持间接指谓说，认为非自足词项指谓所设想事物的各个方面，但不能说间接指谓就不需要针对直接的对象。此外，唯名论者阿伯拉尔坚持不定指谓说，即非自足词项有不确定的或不固定的意谓，这种意谓在自足词项确定地指谓某物的同时才有；奥康姆则坚持无指谓说，即非自足词项根本不指谓任何东西，而仅仅是确定真理的条件。最后，中世纪有些哲学家如奥康姆、格里哥利还对心理命题、口头命题和文字命题进行了区分，这为之后的哲学家考察语词的意义与命题的关系、命题的分类及其与知识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六十四、古希腊哲学孕育了丰富的语言哲学思想。柏拉图是第一位比较系统地考察名称及其意义的希腊哲学家。他除了试图回答先贤们未解决的问题以外，还独立地提出了有关名称的本质、名称与事物、名称及其意义等问题的理论。具体说来，柏拉图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六十五、理想是指路的明星。（俄罗斯）

六十六、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3-0022-01

六十七、孔子的“正名”思想，对后世儒家有深远的影响，也是后世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荀子说：“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互纽；贵贱不明，同类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荀子·正名篇》)也就是说，要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就要做到“名正言顺”，否则，就会“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这与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遥相呼应。孔子的“正名”思想不仅对后世儒家有深远影响，在中国学术界同样有广泛影响，先秦诸子多家论著对此都有申论，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六十八、“名”的界定

六十九、关键词：墨子 哲学启示 文论 逻辑思想

七十、近代哲学：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

七十一、古希腊语言哲学思想是洛克语言哲学理论渊源之一

七十二、首先,文化翻译观认为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它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语言不是翻译的主要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译者的增删变动,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下文化制约的结果(方梦之,2004)。持有翻译文化观的林语堂先生,在翻译理论上提出“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即“翻译的各种策略以服务于文化传播的目的为前提,兼顾目标语的语言形式和目标语读者认知语境”(陈福康,2000)。景观名称中存在大量的语言模糊现象,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景观英译名应最大限度再现原名的文化内容,同时考虑西方读者的接受能力。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有:“照道家的返自然和宇宙之能生存全恃“阴阳”二气交融的说法,露水实在是天地在夜间和融后的精灵。”(With Taoist insistence upon return to nature, and with its conception that the universe is kept alive by the interplay of “the male and female forces”,the dew actually stands for 'jice of heaven and earth' when the “two principles” are unified at night.)林语堂没有将中国道教术语“阴阳”译为“yin”和“ yang”,而是译为“male and famale forces”和“two principles”(神),因为音译的“yin”和“yang”对于一般的西方读者来说是不容易理解的,所以林语堂的译文照顾了西方读者的认知语境,且 “principles”是基督教中的神,便于译语读者理解。归化可以迁就译文读者,但却改变了原文中的中国宗教文化色彩,但从林语堂对译文的处理方式中可以看到“忠实、通顺和美”原则的实际运用,即在“忠实”和“审美(心理)”之间求得平衡。

七十三、由上分析可知，墨家能区分静态的“结构”和“属性”之名和动态的“关系”之名，显示了墨家名学思想的深邃性。由于“名”这一符号系统自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对“名”的判断和分辨也就变得非常复杂了。为此，墨家进一步地思考了如何正确地使用“名”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七十四、墨子在先秦诸子中提出了朴素的辩证思想。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墨子主张辩证地把握“名”“实”“利”三者关系，而当今的翻译实践活动仍能从中受益良多，即译文在目的语读者中所引起的共鸣是否能最大程度达到原著在源Z读者中的文本效应来作为检验翻译的重大标准。翻译工作者需以实正名，名副其实，不能拘泥于理论。同时，译文所产生的相应的文本效应则会不断优化翻译理论，有助于译者合理应对文质之辩。如严复所提出的翻译实践标准之一“雅”在漫长的翻译实践活动中被赋予了新的文体意义和时代烙印。试想《红楼梦》中王熙凤调笑戏谑的话语如何能译得如同大观园里其他饱读诗书的主人公那样文绉绉的文体风格？

七十五、用名言导入新课教学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名言要切合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为学生所理解；二是名言要能够引起学生的思想共鸣，让其成为学生品德学习的引子。用名言导入，如果采用学生喜欢的或者是学生平时阅读积累的句子，效果会更好。

七十六、“宽容了别人就等于宽容了自己，宽容的同时，也创造生命的美丽。”

七十七、Nida，E.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七十八、“秩序是自由的第一条件。”

七十九、有理想的人，生活总是火热的。——（苏联）斯夫林

八十、模糊对等原则的运用

八十一、孔子对言意关系的理解是辩证的，他在肯定言能尽意的同时，也承认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言是难以尽意的。孔子对于形上领域、超名言领域，持有言难以尽意的观点。什么是超名言领域呢?冯契认为：“理性直觉的所得就是超名言之域，超出知识经验的领域当然是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哪些足超名言之域呢?冯契认为：“无不通也，无不由也的道，天人合一的境界，会通天人的德行，都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无限的，所以，这就是难以言传的超名言之域了。”总体上说，孔子埘于尢不通也、无不由电的道，天人合一的境界，会通天人的德行等超名言领域，采取的是“存而不论”的“悬置”的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这种“悬置”态度的反映，因为“神”是“造化之迹，然非穷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孔子不轻以语人也”。孔子承认名理知性范围内的语言在表达传达形而上思想时的局限性。孔子虽然不足很自觉地理解这一点，但却有所感觉，表现出某种困惑。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孔子本人对于会通天人的德行如“仁”，表现出难以言说的窘迫。“司马牛问仁。子日：‘仁者，其言也切。’曰：‘其言也切，斯谓之仁已乎?’子日：‘为之难，言之得无切乎?’”在此，孔子表现出对“仁”的复杂、丰富、深刻意义难以言说和表达的窘迫。至于孔子对于“无不通也，无不由也”的道以及天人合一的境界的态度，将在下面“言与道”的关系时再作探讨。三、“言与道”：孔子语言哲学的形上学追求

八十二、一

八十三、最后,译者通过模糊思维之后来表达实现翻译的最终目的――传播中华文化。译者把自己从原文中所理解的内容用译语写出来,在表达过程中译者需要经常想着读者,考虑如何用他们能够接受的语言传达原文的内容和风格。理解是表达的基础,表达是理解的结果。但理解正确不意味着表达正确,在表达上有许多具体的方法和技巧(刘在良,1999)。对这些技巧的综合运用,也是表达语言模糊性的一种体现。译者在表达过程中展开联想,有些联想不一定提供现成的译法,但可以引起其它联想,间接有助于理解和表达,或可激发想象和思考(方梦之,2004)。

八十四、黎千驹.模糊修辞学导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

八十五、中世纪的哲学家也十分重视语词的意义。与前者所不同的是，其更注意把语词放在命题中去考察其具体意义。从总体上看，中世纪的语言哲学思想仍是一种以语词为核心的意义观。中世纪的哲学家划分了自足词项和非自足词项。名词的意义问题更成为各派争论的焦点。唯实论者认为名称(特别是通名)的意义是先于个别事物，且是个别事物原型的理念、形式或实在，其意义观的理论基础是唯心主义。唯名论者则把通名的意义理解为共性概念。他们承认个别事物先于一般观念而独立存在，其意义观的理论基础更接近于唯物主义。

八十六、继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述中也多次涉及语词与其意义的理论，表现出丰富的语言哲学思想：其一是关于语词意义的理论，其二是对意谓与意义的分析。

八十七、生活不能没有理想。应当有健康的理想，发自内心的理想，来自本国人民的理想。——（保加利亚）季米特洛夫

八十八、最后，柏拉图还提出了语词与事物的相似性问题。在回答正确名称的标准问题时，柏拉图认为二者的相似性就在于名称反映事物的普遍特征，达到这一标准的名称就是真实的、正确的；反之，就是不好的、不恰当的。在这里，柏拉图把名称所要说明的事物的“形式”(本质)进一步具体化为事物的普遍特征，这在逻辑上与他对名称本质的理解是一致的。但是，如果语词的意义来自语词与事物的相似性，就必然涉及对事物的认知问题：是先认识事物，再赋予该事物以名称，还是先有名称，再认识该事物?针对这一问题，柏拉图区分了两种思路：一是通过名称认识事物，另一种是考察和发现事物的方法。他认为，研究、考察事物是命名的前提，认识事物也是理解名称的前提。可以说，柏拉图坚持名称的获得必须有客观依据。

八十九、陈福康（2000：68-69）说明尽管先秦时代的译论极为罕见，却发现后来的译经理论敢于借鉴本土文论，常引用孔子和老子等的语录及其著述中的典故来借以论证发挥，证实了诸子百家学说对我国古代译论的影响是深远流长的。中国古代翻译思想紧密依附于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可以说其辐射影响仍值得我们细细梳理。墨家学说论及甚广，经典语录中的翻译启示还亟待发掘和完善。墨子务实尚用，突破了孔子主张的“文质彬彬”的中庸和合之说，似乎更强调“用”。《经上》中说，“效也者为之法也”。从某种意义上讲，因效而成事，既是根据致用的原因或目的来成事，这多少又带点目的论的意味。文质之辩与直译、意译之争相呼应，而墨子追求实效，主张摈弃繁文缛节，因此很自然地可推论偏向于“实”或“质”。而另一方面，墨子的思想应是“先质后文”，但这未免稍显片面，因为不加文饰并非是达到质真的有效途径，却常常会造成质直的结果。归根到底，“文”与“质”的问题也是达到特定的翻译目的即效果的两个方面，墨子推崇名符其实，但同时也深谙名的载体作用，所以他的思想可补充为以效成事，先质后文，取文以饰。

九十、孔子的“言意之辩”及其语言哲学意义

九十一、刘宓庆（2005：132）称墨家学说被普遍认为是致用之学p求实效之学。墨子说：“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见《兼爱下》）”这一言论突出了“善用”这一观点，翻译理论要与翻译实践，即翻译的操作和方法紧密联系起来，不得偏颇，这已是目前翻译研究的两大支流。同时，墨家思想更突出了学说应为我所用，兼而用之的特点，这在某种意义上强调了学术折中，译者应尽量做到游刃有余。翻译研究中不乏学术争鸣，如文质之争，可译者在实践中不能执意某一方，而必须兼容并蓄，深入思考如何灵活恰当地运用直译和意译两大翻译策略，如何在译文恰当取舍，合理处理源语与目的语的关系。墨子主张“兼爱”与“非攻”，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是理论研究的互惠互利，不能因一叶而障目，更应发掘各自理论流派的优点，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思想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九十二、孔子的“名实之辩”及其语言哲学意义

九十三、“一人一双手，办事没帮手；十人十双手，大山能搬走。”

九十四、《论语》中“道”的“隐喻”特质表现为它既是获得的遗产又作为个人贡献的双面性。“得道”被认为是为求道之人提供方向的门户：“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孔安国注曰：“言人立身成功当由道，譬犹出入，要当从户。”道是一个由文化环境构造的门户，个体就此走出他自己的路。它是一个起点，一个路标，而非最终的目的地。社会好比一个我们锻炼技艺的工作车间，过去的经验是创造性获得已之“道”的预备阶段：“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包成注曰：“言百工处其肆则事成，犹君子学以致其道。”可见，在孔子那哩，道是一种境界、一种意境。道作为意象性和意境性的概念，它们的内涵并非体现于概念关系，而是体现于人的思想、行为和面对的具体事物之中。把握这样的慨念，不能靠定义，必须从人的身体力行中去领悟、体认。在孔子看米，道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因此“予欲无言”，子贞不解其心，心生疑问：“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毛《传》：“述，循也。”言弟子无所遵循也。郝大维、安乐哲认为将“述”译为“tofollowtheproperway”，将帮助我们掌握“道”的精髓。由此可见，中西方对“述”的理解是-----致的，都将“述”与对“道”的把握联系起来，“小子何述”表明孔门弟子对于如何遵循“道”的困惑。子贡困惑的是如果不是通过语言，那又如何才能把握“道”呢?孔子回答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刘宝楠对此评论说：“圣人法天，其教人也，亦以身作则。故有威可畏，有仅可象，亦如天道之自然循行，望之而可知，仅之而可得，固不必谆淳然有话言也。”这种评论是深得孔子教化思想之精髓的。“天小言而四季运行，万物化生。”在孔子看来，天之四时运行，本身孕育着生命的力量，随着四时流转运行，万物生焉，人以不言而尽人之道成天之德，天不是用语言而是用“不已”的行动在诠释着“道”的精髓。程树德《论语集释》引李中孚《四书反身录》云：“人子惧学者徒以占语文字求道，故欲无言，使人知真真学道，以心而不以辩，以行而不以言。”诚然，“道”更多的时候不是通过语言去了解、认识，而是通过行动去体认、体悟。

九十五、[关键词]语言哲学；名；实

九十六、理想使你微笑地观察着生活；理想使你倔强地反抗看命运。理想使你忘记鬓发早白；理想使你头白仍然天真。——（现代）流沙河

九十七、检验名实是否相符的标准——“礼”

九十八、有伟大理想的人，生活永远闪射着光芒。（英国）

九十九、语言如何把握形上之道?这是中西哲学普遍遇到的问题。西方哲学试图用概念语言或者“名言”去把握与言说形上之道，事实证明，这是难以言说宇宙之“大道”的。道是隐身在语言最深处、最为扑朔迷离的难言之“隐”。通过语言明道，就意味着让思维潜回到语言之所以为语言的最根本处。在语言的最根本处人们所能观察到的是逻辑。因此，古希腊的“逻各斯”一同，既指言说，同时又指逻辑。言说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它符合逻辑。当语言违背了逻辑的最基本的要求而成为思维的碎片，存在的统一性也就残破了、消失了，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语言破碎处，无物存在”。但是，道不仅是逻辑的，更是直觉的、意境的，在逻辑的背后还存在着逻辑所不能穷尽、不可企及的东西。道的这种直觉性和意境性决定了中国哲人把握“道”更多的是运用的意象语言而不是传统两方哲学的概念语言。窃以为，意象语言言说形上之道的主要方式为“隐喻”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儒家言道以“隐喻”的方法为主；道家与禅宗言道以“负的方法”为主。

一百、《墨子·经说上》指出：“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这段话以“名实对举”的方式极其精炼地揭示了“名”的本质：“名”，就是用来标识“实”的符号。相应的，“实”就是“名”所标识的对象，而“谓”则是连接“名”与“实”的桥梁。墨家还认为“实”与“名”在逻辑上具有先后关系，因此《墨子·经说上》强调：“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勿)谓也。”“名”作为一种符号，总是滞后于“实”并且依附于“实”的；有了“实”，才能以“名”称谓之。“实”先于“名”而存在，并制约着人们对“名”的使用。这是一种非常质朴的名实观。

一百零一、“言意之辩”这个问题虽古老而恒新。就中国哲学而言，它关乎超名言之域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从比较文化的角度看，它又是打通中西文化深层结构的关键。它主要回答这样两个层次的问题是：(1)语言能否把我们的心意(即意之所识、所把握的东西)说清楚、说完全?什么能说清楚?什么不能?(2)对于语言说不清、道不尽的东西(尤其是“道”)，怎样把它们表示出来，为人们所理解?换言之，对“道”的理解和把握是否必须借助语言?能否另辟蹊径?第一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言能否尽意”的问题；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就是“语言能否把握形上之道”的问题，下文将按这两个层次分别对孔子的“言意之辩”展开论述。

一百零二、名实关系是互动的辩证关系

一百零三、近代语言哲学思想是洛克语言哲学理论的又一渊源

一百零四、[论文摘要]先秦儒家语言哲学肇始于孔子，他开创性地围绕“名实”、“言意”关系两大语言哲学重要问题，以正名理论为基础，展开对语言哲学的探索。其“名实之辩”的内容包括：保证名实相符的方法是“正名”；名实关系是互动的辩证关系；检验名实是否相符的标准为“礼”。其“言意之辩”的主要内容包括言既可尽意又不可尽意以及通过“隐喻”的方式言道两个方面。孔子语言哲学凸显语言的规范功能，本质上是以道德行为实用主义为取向，以语用学为圭臬的。

一百零五、内容摘要:本文从旅游景点翻译目的出发探讨旅游与文化的关系,归纳景点名称的特点和功能,提出“忠实、通顺和美”的翻译标准,以及为达到这一标准在景观名称翻译中所实践的模糊对等的翻译原则,最后考察景观名称翻译中的相关策略。

一百零六、余富斌.模糊语言与翻译.外语与外语教学,2000(10)

一百零七、“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重要议题。孔子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时代，他一生忧国忧民，志在救世。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变无道为有道，孔子提出了“正名”的思想。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卫国的国君若要你去治理国家，您打算先干什么事情?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可见，在孔子眼里，一切不良的社会后果都是从“名不正则言不顺”开始的，所以，他把坚持“名正言顺”看成是为政的一件大事。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所说的“名”，实际上是指一事物的构成要素或概念。即“一名必有一名之定义，此定义所指，即此名所指之物之所以为此物者，亦即此物之要素或概念也”。也就是说，“名”是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别的规定。如“君”作为一个名，其定义就是指一个做“君”的人应当包含哪些要素，才能符合“君”的概念。所以，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中，第一个“君”就是指事实上那个做君的人，第二个“君”就是指君的名，或者说是君的定义。“君君”就是做君的人只有符合了君的定义才能叫君，否则就不能称其是君，如果硬要称其为君，那就是“名不正言不顺”；同样，“臣臣，父父，子子”也都照此例。在孔子看来，“言”是由“名”组合而成的，在他的哲学中有“积名成辞”的思想。也就是说，假若名字没有一个正当的意义，就会连话都说不通的。所以，孔子讲“正名”，首先是为了“言顺”。他说：“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易经·系辞下》)这里的“正辞”与“正名”实际上是一回事。所谓“正辞”就是说话要符合事物的名义，以便给人们的行为有一个好的导向，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从而，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实际上就是主张事物的“名”与“实”要相符合。只是这种主张从本体论方面看是唯心主义的。因为在孔子看来，名正了，话才讲得通。实际上是主张事物的“实”要符合其“名”，而不是主张“名”要符合其“实”，把“名”看作第一位，放在了“实”的前面，颠倒了“名”与“实”的关系。孔子的哲学主要是政治哲学，他主张“正名”主义，要求人们说话办事要做到“名正言顺”都是为实现其政治主张服务的。因此，他把“正名”看作是为政的第一件事情，强调统治阶级应当重视“名”、“辞”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他认为天下之所以无道，问题就出在社会上盛行以“不正”之名，语“不顺”之言，思想界话语失真，名与实不相符。孔子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借“觚”为题，大发议论：“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意思是觚不像个觚，这是个觚吗?在古代，“觚”本来是一种有角的酒器，有的有六个角，有的有八个角。可后来人们把觚字用泛了，把凡是可以盛三升酒的酒器都叫成“觚”，而不管它有没有角。孔子“觚哉!觚哉”地质问，目的是借以说明“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认为，如果在社会上说话做事没有一个公认的是非标准，名实之相乖违，那么人人都可以“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不可日变”了。所以，为政者要想消除天下无道的病根，就必须以“正名”为先。在孔子看来这是循大道之举，可以收到社会政治稳定、天下太平的效果，因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正名”为先，就要首先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也就是要别同异，搞清楚什么是什么，什么不是什么。即如董仲舒所言：“《春秋》辩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其次，要订证一切名字的意义，就要有一个辨别事物的公认标准。在孔子看来，事物之名如果没有公认的标准，不但会造成人们言语失真，思想混乱，而且一切制度，如礼乐刑罚之类，便都不能成立，就会引起纲纪败坏，最终弄得整个社会惶惶而觉得没有主宰。这就是“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所以，“正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

一百零八、在品德教学中，采用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事件作为教学资源，贴近了学生的思想实际，能够更好地表达思想情感。然而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学生对有些事物的理解又往往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大相径庭。

一百零九、不付诸行动的希望，犹如不结果实的大树。（阿拉伯）

一百一十、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5.

一百一十一、没有更多的解释，只是让学生静下心来读一读这句名言。这时，吵闹的教室立刻安静下来。显然，名言起到了明晰思想、引导教学的作用，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呀。

一百一十二、如在《当冲突发生以后》一课的教学中，笔者引用了学生中的这样一件事：课间因为在教室玩，一位同学把另一位同学最爱的文具给踩碎了。两位同学因为赔偿问题发生口角，应该怎么办？同学们众说纷纭。这时教师在黑板上写下：“不会宽容人的人，是不配受到别人的宽容的。”

一百一十三、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将“言”区别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他认为，语音必须构成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区别这个词和那个词，概念也必须坐落在一个概念系统之中，他称之为“语言系统”或“由形式构成的系统”。和语言(系统)相对的，则是言语。言语足语占的体现，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总称为language。索绪尔用多种方式来描述言语和语言这组对偶：言语是个人的、从属的，语言是社会的、主要的。……概括言之，语言是语言共同体成员心中的语法体系，言语则是人们平时所说的那些话，是依赖于语法系统的说话行为。孔子虽然未能明确区分“语言”和“言语”，但是按照索绪尔的理论，我们还是可以将孔子之“言”区分为“语言”和“言语”两部分。通过对《论语》的细致分疏，发现作为大思想家的孔子显然更加重视处于社会性的主要地位的“语言”，《论语》一书有大量的论述“语言”规律的思想，可将这些探讨语言规律之“言”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一般意义的“言”、社会的“言”，如：“言必信，行必果”、“非礼勿言”、“人不言，言必有中”等；另一类是某一特定的语言共同体的“言”，如：“君子之言”、“仁者之言”、“有德者之言”等。这两类显然都属于索绪尔所说之“语言”之列，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这些论述之中。通过对孔子社会语言的归纳，可以抽绎出言之所以能尽意的三个有效性条件：“言必信”、“非礼勿言”、“言必有中”。(1)“言必信”属于减信的要求。《说文解字》：“信，诚也。从人言。”段玉裁注曰：“人言则无不信，故从人言。”伊泽拉·庞德(EzraPound)继承了导师欧内斯特·弗诺罗撒(ErnestFenollosa)的观点，将“信”释作“遵守诺言之人”。但真正揭示“信”之丰富内蕴的倒是安乐哲的解释，他标新立异，发前人所未发：“在理解‘信’的时候，我们必须充分考虑到其先决条件。也就是说，‘信’字从两个方向描述了人们信守诺言的情况：既有施恩者承担的守信的责任，也有受益者心怀的信任。‘信’字阐述了一种双向的完美的信任关系。”的确，“言必信”表达的不仅仅是言说者单方面的遵守诺言，也有听者心怀的信任这样一种双向的完美的信任关系。孔子非常重视建立这样一种“言必信”的双的完美的信任关系，他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民无信不立”，又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呵也”。孔子的这些话无不表明他对于建立一种体现双向的完美的信任关系的人际社会的希冀和渴望。(2)“非礼勿言”反映了“合礼”的要求。“礼”就是被赋予了种种隐喻的角色、关系和制度。“礼”的范围相当广泛：它包括了所有礼仪——从宴饮酬唱到问候、告别、加冠和婚丧嫁娶；从表示敬服的肢体语言到庄严的祖先祭祀，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均是“礼”。“礼”是对人之为人的本质追求的保证，所指向的是一种极高的道德约束力，“非礼勿言”指向的则是对人们言说内容的刚性的道德约束；(3)“言必有中”反映了“恰当”的要求。所谓“言必有中”就是“言不妄发，发必当理”。首先，说话要针对对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其次，说话时要考虑到对象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不然，“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言而与之言，失言。”最后，注意说话的时机与火候，尽量克服“躁”、“隐”、“瞽”这三大毛病。

一百一十四、理想是世界的主宰。——（美国）霍桑

一百一十五、“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严正的朋友。”

一百一十六、在学生混沌时出示名言，使思想清晰

一百一十七、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现代）鲁迅

一百一十八、“没有多次失败，难得一次成功。”

一百一十九、议――探究思想内涵

一百二十、理想使现实透明，美好的幢憬使生命充实，而人类也就有所寄托，使历史随岁月延续于无穷。——（现代）柯灵

一百二十一、用名言励志是思想品德教学的常用武器。四年级的学生思想还不成熟，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思考，已经有了一些思想的萌芽。在品德学科教学中，要求学生能够对自己喜欢的名言进行记忆，会对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这既是对人类知识营养的吸收，又是对自己人格的完善。这既是人生的艺术享受，还是思想道德的构建，其乐无穷，美不胜收。熟记的名言将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和思维方式，影响学生的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

一百二十二、“取实予名”——墨子对“名”的辩证

一百二十三、何谓“居运之名”呢?《墨子·大取》篇说：“诸以居运命者，苟人(入)于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诸以居运命者，若乡里齐荆者皆是。”“居”，留也；“运”，移也。居住在甲乡即是甲乡人，但如果举家搬迁到了乙乡，则成了乙乡人，不能再称之为甲乡人。同样的，某乡原属齐国，可称为“齐国之乡”，后来该乡改属楚国(荆)，则应改称为“楚国之乡”了。由此可以看出，墨家已经认识到：由于时间等其他因素的介入和对象关系的改变，同一对象(如某乡)可以被赋予多名(如“齐国之乡”和“楚国之乡”)。从名实关系上看，“居运之名”所标识的“实”是一个处于时间与空间变动关系中的具体对象，在形式逻辑中饱含了辩证逻辑的思想倾向。

一百二十四、通过对名言的诵读，进一步感受友谊的可贵，帮助学生对友谊有更深的理解。

一百二十五、以名举实

一百二十六、有些人为理想死掉，有些人藉它们过日子。——（法国）罗曼，罗兰

一百二十七、名言由于思想精辟，表达清晰，常常能引起读者的思想震撼和情感共鸣。用名言警句入新课，可以让课堂教学一开始就站在思想的高地上，为课堂涂上人文的色彩。

一百二十八、理想如星辰，我们要像航海者一样，借星光的位置而航行。（英国）

一百二十九、霍布斯遵循培根的唯物主义路线，把经验论进一步系统化。霍布斯首先对名称进行了分类。他把名称分为四类：物质名称、偶性名称、想象名称和名称的名称。他根据名称的普遍性的程度差别，提出了专名与通名的划分并分析了通名指谓的普遍程度问题。此外，霍布斯还分析了名称与推理的关系。

一百三十、教师又适时地出示名言：

一百三十一、关键词:旅游文化观 景点名称 标准 模糊对等 策略

一百三十二、如在《集体处处有规则》一课教学时，笔者所在学校正在进行规范教育，要求学生从细节中注意行为的规范，并能够自觉遵守。在本主题教学时，让学生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学校规定上下楼梯靠右走，由于出操时下楼梯的同学比较集中，上楼梯的同学没有，我们下楼梯的时候，是否可以越过楼梯的中心线？学生观点比较分散，而且出现了对立面。这时教师出示名言：

一百三十三、旅游翻译的文化观

一百三十四、青年的理想并非属于自己，理想应当是属于人民的。为个人的前途是没有意思的，是没有出息的。－（现代）张海迪

一百三十五、忠实于理想这是崇高而又有力的一种感情。（伏契克）

一百三十六、“说‘我不知道’，也比说谎好。”

一百三十七、奈达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功能对等原则,即译文对译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跟原文对原文接受者所起的作用大体相等。为达到动态对等,译者要从各种译法中挑选最接近原文效果的译法。然而,译文是否能达到动态对等是受到各种因素制约的,如上所说的原文本身的可读性、不同译者对原文不同的理解与表达策略以及译文读者不同的认知环境。所以说,动态对等不可能百分百做到,只能是接近对等或模糊对等。

一百三十八、旅游与文化。高速发达的现代交通与通讯、日趋繁荣的现代商品经济,极大地丰富了旅游的内涵,旅游已经不仅仅是“游”,“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构成了现代旅游的主要内涵。因此,旅游不仅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旅游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崔进,2001)。从古至今,许许多多文人墨客都曾游历名山大川,创作出许多名篇佳作,从中可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的瑰丽,中华文化的灿烂和艺术家的情怀。旅游极大地丰富了现代人的文化生活,陶冶了人们的情操。现代人喜欢旅游,不仅是他们想摆脱高度社会化的生活和紧张的工作环境,还因为他们想通过旅游了解更多的华夏文明和异域文化。旅游景点中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是文化的标记,都与某一历史掌故、神话传说、民间风俗有关,让游客们在旅游中身临其境地触摸历史、感受文化。有的景观还反映了某一时期中国的政治、军事情况,如兵马俑、焚书坑、赵武灵王丛台、万里长城、武侯祠、十三陵、故宫等;有的景观有深厚的宗教文化背景,如文殊院、乌尤寺、三清宫、长春观、归云寺、白马寺、龙门石窟、云岗石窟等;有的景观与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有关,如白龙洞、虎跑泉、舍身崖、洗象池等;有的景观留下了文人墨客的足迹,镌刻着他们的诗联、字画,如东坡载酒处、唤鱼池、文赤壁、杜甫草堂、吟诗楼、岳阳楼等;有些景观承载的文化信息并不是单一的,如“乌尤寺”既是佛教文化景观,又与民间传说有关。所以说,旅游与文化密不可分,景观游览可以丰富游客的文化知识,提高游客的文化素养。

一百三十九、“挣断线的风筝不仅不会获得自由，反而会一头栽向大地。”

一百四十、“宽容不仅是一种雅量，文明，胸怀，更是一种人生的境界。”

一百四十一、实用与兼用

一百四十二、名实关系，即语言与存在或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先秦哲学家首要关注的语言哲学问题。冯友兰先生曾经特别强调名实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对此问题的探索容易进入哲学的心脏。早在儒家的开山鼻祖孔子那里，名实关系就已得到深入的探讨，虽然孔子没有从名实对举的角度提出问题，但他明确地区分了名称和名称所指称的对象，认为名本身具有固定的意义。下面具体分析孔子“名实之辩”的主要内容。

一百四十三、模糊对等的翻译原则

一百四十四、孔子在回答齐景公问政时，强调了“正名”的基本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围绕着这一“正名”内容，论述了“礼”对不同的名分下的不同社会角色的要求，以此来衡量是否“名正”。他从维护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针对他所亲见目睹的名实混乱的社会时弊，以周礼为核心，以君臣父子为内容，从名实关系角度详细地论述了“正名”的基本要求。可见孔子的“正名”思想强调的是“名”的伦理政治旨趣，而小是形上逻辑旨趣，或者说强调的是“名”的规范功能，而不只是“名”的描述功能，正如梅·约翰所说的那样：“当名称因其有助于表现和区分社会政治差别而被孔子视作非常重要时，它们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此：它们能够被用来规范(prescribe)而不仅仅是描述(describe)那些差别。名能够而且应该被用来规范实——这一观念构成了孔子正名计划的核心。”

一百四十五、品德学科教学中，教师课前让学生通过课外书、报刊、上网等途径寻找有关教学主题的名言，在课堂组织交流，可以充实教学内容，学生寻找名言的过程也是接受教学的过程、阅读的过程，为课堂教学做好了思想、心理和情感上的准备。在课堂教学结束后，采取课外延伸的方式，让学生再找名言，使学生在查找的过程中，对课堂中获得的感受与名言再次碰撞，与大师交流，尽管四年级学生的感悟不可能很多，至少对他们而言也是一次接触，也是一种体验。

一百四十六、由此可见，“言意之辩”中“语言能否把握道”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思辨哲学问题，更是一个实践哲学问题，孔子对“语言能否把握道”的问题的处理是一种化认识沦为实践哲学的解决方法，这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之一，也是中国古代认知理性不甚发达的原因之一。

一百四十七、“好脾气是一个人在社交中所能穿着的最佳服饰。”

一百四十八、景点通常分为自然景观景点和人文景观景点,两类景点均由专名和通名组成。专名是景点名称中标识某一特定景观的独特名称,它通常用表示方位、动植物、颜色、物产、建筑物、地貌、宗教术语、或以人名、事物形状命名,如清西陵、清东陵、紫竹林、皇帝陵、三峡、娲皇宫、杜甫草堂等;通名则是标识景观类别的名称,如标识自然景观的江、河、湖、海洋、岛、港、湾、山、岭、峰、峡、坝、林等,标识人文景观的亭、阁、楼、宫、殿、廊、庙、塔、府、陵等。对景点名称翻译常用的策略是音译、直译、意译、音译加意译,音译加注释等,本文仅就其中的直译、意译和音译进行分析,探讨这三种翻译策略对“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及模糊对等原则的体现。

一百四十九、个没有远大理想和崇高生活目的的人，就像一只没有翅膀的鸟，一台没有马达的机器，一盏没有钨丝的灯泡。—（现代）张华

一百五十、墨子明确了“名”与“实”的辨证关系，不仅能指导文论和修辞学研究，同时也提倡了翻译过程中的原则。“焉（乃）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见《小取》）。实，然也，指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或客观规律。墨子明确表明了“实”的首要地位，“名”的次要地位，“名取决于实，而实由名来标举”（刘宓庆，2005：137）。支谦指出，“名物不同，传实不易”。陈福康（2000：68）表示名实之辩涉及到了译名问题。那么，在翻译中，应该把握原语文字的深层含义，而不拘泥于文字本身，也不能随意改写，借目的语以把握原文的神韵，以言辞来准确描摹和传达原作者的本意。从这个意义上讲，该观点更强调“质”。当然，在名与实，辞与意的斟酌中，我们要善用逻辑推理，应能由已知推导未知，因此，译者不能机械地完成语言之间的转换工作，更有一定的主观自觉性和创造性，戴着镣铐跳舞。

一百五十一、“友情在我过去的生活里就像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使我的生存有了一点点光彩。”

一百五十二、在课堂讨论时出示名言，使主题凸显

一百五十三、理想犹如太阳，吸引地上所有的泥水。——（法国）福楼拜

一百五十四、从我们的理想中，我们无意间暴露了自己的缺陷。（让罗斯唐）

一百五十五、避免灵肉任何一方的过度发展，原是古希腊人的理想，而他们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正处于一个平衡的阶段，一切希腊盛期的艺术都可证明。——（现代）傅雷

一百五十六、首先，墨家认为“名”的基本作用是“举实”。“举”的本义是“双手托物以使物彰显或呈现”。《墨子·经说上》称：“举，告以文(之)名，举彼实也。”即在说明通过“告以之名”，可以使“彼实”彰显或呈现出来，也即《荀子·正名》中所谓“名闻而实喻”之意。《墨子·经上》又说：“举，拟实也。”拟，比拟，摹拟。墨家以“拟实”释“举”，重在强调通过“名”使“实”彰显或呈现的方式是“比拟”或“摹拟”，其意与《荀子·正名》中所谓“比方之疑似而通”大致相当。依照墨家的观点，“名”在本质上不过是标记“实”的符号，与“实”相应相耦是其内在要求；而“取实予名”原则又在相当程度上确保了这种相应相耦的现实性，因此“名”具有“举实”的作用或功能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一百五十七、“障碍与失败，是通往成功最稳靠的踏脚石，肯研究、利用它们，便能从失败中培养出成功。”

一百五十八、“以名举实、以言出举”——墨家的语用思想

一百五十九、2 墨家翻译思想的启示

一百六十、每一条河都有自己的方向。（拉丁美洲）

一百六十一、学生读后恍然大悟：遵守规范要始终。达成教师的预设目标和品德教学的落脚点。

一百六十二、找――拓展思想宽度

一百六十三、在《墨子》文本中，墨家从三个角度对“名”的分类进行了总结。如从逻辑的角度，将名分成达名、类名和私名三种；从具体与抽象角度，将名分成形貌之名与非形貌之名；从时间变化角度，将名分成“居运之名”等等。这些划分一方面反映了“实”的世界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墨家逻辑思维的立体性与缜密性，以及在形式逻辑里所有的辩证逻辑思维倾向，展示了墨家名学思想的深刻性。

一百六十四、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语言哲学思想自有语言时起就存在。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思想在《易》、《诗》等古籍中已经有了一些萌芽的形态。但直到诸子时代，在“奇辞起，名实乱”、“诸侯异政，百家异说”的时代背景下，语言才第一次真正成为一个哲学问题，被哲学家们自觉地纳入到自己的思考范围。先秦诸子对语言问题的哲学思考主要是围绕“名”与“实”问题展开的。其中，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出于自身的理论需要，对“名”有过特别的关注，并进行了详尽的探讨。

一百六十五、“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

一百六十六、名言，因其语言精练优美，蕴含智慧，能把深奥的道理说得浅显易懂，能把抽象的东西变得具体形象，而深受青少年的喜爱和教育人士的推崇。在教学中，恰当地运用名言，既可以使教学语言生动有趣、和谐动听，又能陶冶学生的情操，产生共鸣。特别是对于中高年级的学生来说，他们的思想逐渐由感性向理性过渡，对名言也具备一定的感悟能力。因而，名言自然成了品德教学中一道不可缺少的佳肴，散发着文化的醇香。本文笔者结合浙教版四年级上册《品德与社会》教学为例谈谈名言在课堂中的运用。

一百六十七、就孔子而言，他主要用“隐喻”的方法言道。这种言道方式，颇类似于海德格尔所说的“诗”。哲学除了精深的分析和严密的推理之外，其更重要的意义往往在于给人的生活提供形上基础。哲学如何才能给人的生活提供形上基础呢?严格来说，凡是逻辑上尚需前提的东西都不能被认为是最根本的。这就使得凡是逻辑上可以推论出来的东西都不是哲学要用以充当根本基础的东西，因此，对形上基础的哲学寻求就超出了推理能够探究和辩护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隐喻”就成了哲学由以展开其形上追求的重要方式。

一百六十八、旅游翻译的文化观。旅游景观深厚的文化内涵对翻译的启示是:翻译离不开文化语境,这也是翻译文化观的一个体现。翻译的文化观始于20世纪70年代,到了90年代文化成了翻译研究的热门话题。以苏珊•巴思内特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强调,翻译的本质是“文化翻译”;正如翻译家尤金•奈达(EugeneA.Nida)所指出的:“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诚然,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没有文化语言就不存在,而翻译涉及两种语言,这两种语言必然受到它们所承载的文化影响。奈达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信仰和习俗的全部”,而信仰又是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的,语言又是记载习俗的重要工具。从前面的景点名称可以看到,许多景点名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积淀的反映。

一百六十九、“千万人的失败，都是失败在做事不彻底。往往做到离成功尚差一步就终止不做了。”

一百七十、如果说“取实予名”从制名或命名的角度强调了“名必副实”的原则，那么墨家在《墨子·小取》篇中提出的“以名举实”的主张，则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从用名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名”的作用及其与“言”的关系，体现了墨家名学重视语用的学术特征。

一百七十一、为理想的实现而生活，则生趣盎然。——（英国）迪斯里

一百七十二、参考文献:

一百七十三、当大自然剥夺了人类用四肢爬行的能力时，又给了他一根拐杖，这就是理想！（高尔基）

一百七十四、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是树立和实现崇高理想的最好社会。生活在我们这样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青年，没有崇高的理想是可悲的。上个没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好像迷失了路途一样。——（现代）陶铸

一百七十五、结语：孔子语言哲学的历史定位

一百七十六、培根和霍布斯是近代语言哲学思想的代表人物。培根是近代第一个意识到语词负面影响的哲学家，这主要表现在他在“四假相说”中对“市场假相”的分析和批判上。具体说来，培根的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百七十七、“除了一个真心的朋友之外没有一样药剂是可以通心的。”

一百七十八、墨家思想里阐述了“信”的命题，即“信、言合于意”。“言”就是言辞、语句和话语，而判断它们的标准就是“信”，即忠实于原文，可见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的确继承了墨子的观点，此外，墨子简练地道出了“信”的具体标准，即语言符合表达的目的，才会是忠实的，而“以辞抒意”中，墨子强调了作者本身的情感和交际目的，由此可推知，墨家思想指示言合于信，必先合于意。

一百七十九、包惠南.中国文化与汉英翻译.外文出版社,2003

一百八十、运用“取实予名”的法则，墨家对许多名不副实的现象进行了墨家式的“正名”。本文仅以辨“好勇”、“攻伐”二例，来显示墨家的“正名”思想。在《墨子·耕柱》篇中有这样一则实例：“子墨子谓骆滑麓日，吾闻子好勇。骆滑麓曰：然。我闻其乡有勇士焉，吾必从而杀之。子墨子日，天下莫不欲与其所好，度其所恶，今子闻其乡有勇士焉，必从而杀之，是非好勇也，是恶勇也。”“与”，举也，交好也；“度”，斥也。墨子认为好恶之“实”在于“与其所好，度其所恶”，骆滑麓虽有“好勇”之名，但实际上却是“闻有勇士，必从而杀之”，“勇士”虽然不等于“勇”，但也是“勇”这一抽象概念的承载体；骆滑篷杀掉了“勇士”，同时也就毁掉了“勇士”所承载的“勇”的本质意义。对“勇”而言，骆滑麓并非“与之”，而是“度之”，是有“好勇”之名而行“恶勇”之实。因此，根据“取实予名”的原则，骆滑麓应该是“恶勇”而非“好勇”。

一百八十一、通过以上的两例可以看出，墨家对“名”的选择和使用是非常严格的。事实上，墨家还根据“取实与名”的原则，对大量的“名”进行了精确的定义(墨经中称为“命谓”)。《墨子》一书，特别是其中的《经》、《说》上下四篇，可以说是我国使用定义最集中、最丰富的古代著作之一，其使用定义之严格和准确，在先秦时期无出其右者。

一百八十二、“诚实是一种力量的象征，它显示着一个人的高度自重和内心的安全感与尊严感。”

一百八十三、在《墨子·非攻下》有另一例：“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日：以攻伐之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日：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谓攻，谓诛也。”在墨子看来，虽然禹、汤、武王这些“圣王”也曾发动过战争，并且在形式上与“好攻伐之君”的兼并之战似乎没有多少区别，但他们是应天命、顺民意、以有道伐无道，是有利于天下的，因此其战争之“实”是“有义”；而“好攻伐之君”的兼并之战纯粹是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攻伐无罪之国”，于天下不但无益，反而有害r因此其战争之“实”是“无义”。根据“取实予名”的原则，墨子认为“有义”之战应命名为“诛”，“无义”之战才叫做“攻”，他所反对的并不是所有的战争，而只是“攻”这种“无义”的战争。

一百八十四、音译或音译专名、意译通名。音译是在英汉两种语言存在语义空白,翻译不可能直接从形式或语义入手时采取的方法,如:Emeishan, Daduhe,Qingchengshan,Baoguosi.或Emei Mountain,Qingcheng Mountain 和Baoguo Monastry.这些译名对西方游客来说,文化信息含量太少,无法满足他们文化旅游的需要,但音译可以保持原名中原汁原味的中国发音,增加西方游客的新奇感。采用音译的专名多是人名或已失去原来的文化内涵的地名,如郑成功纪念馆(Zhengchenggong Museum)、杜甫草堂(Dufu Thatched Cottage)、薛涛井(Xuetao Well)、海师堂(Haishi Hall)、燕尾山(Yanwei Hill)、鼓浪石(Gulang Stone)、九日山(Jiuri Hill)、南山寺(Nanshan Temple)、泰山(Taishan Mountain)、岷江(Minjiang River)等。采用音译或音译专名、意译通名的翻译策略,是“忠实”原则的体现,原景点名的方位标识作用体现在译文里,人名翻译名从主人。由于文化差异,“杜甫草堂”在西方读者认知中产生的语言模糊乃至意境模糊,翻译时采用模糊对等,音译为“Dufu”;燕尾山、鼓浪石、九日山就中国读者而言是模糊语言,不会有人认为某地真有九日,也没有人关心燕尾山是否因山似燕尾而得名,故音译体现了“模糊对模糊”的翻译原则。泰山(Taishan Mountain)、岷江(Minjiang River)的原名中的专名同时音译和意译,读起来上口,体现了翻译“通顺”的原则。

一百八十五、对于言能尽意，另外一个重要证据就是孔子对“以言取效”观点的自觉意识。孔子断言“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说明孔子注意到人们借助语言表达能够完成某种行为，造成某种社会后果，可以说这是中国思想家中最早对“以言取效”功能的描述。中国古代哲人这种对言语之成效功能的洞察，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现代哲学家的某些思考。奥斯汀曾把话语分为施行式(performative)和记述式(constative)，并认为与后者被用来描述事态、报告情况不同，施行式话语是用来做某件事情，实现某种意图。在孔子那里，言行之间从来就是相即不离的，所谓“言必信，行必果”、“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很多情况下，说出一句话即是在做某件事情，实现某种意图，所以才有“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这句警世哲言。所谓“行不及言，可耻之甚”，古者之所以“言之不出”，是因为语言与行动相关，特别是在社会政治与道德领域，如果自己无力实现某一目标，还是先不要夸口、许诺为妙。由此可见，孔子的语言哲学中似乎也蕴涵了后来为大家熟知的“所有语言都是行为”的思想精义。

一百八十六、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景点的翻译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在浩如烟海的旅游景点汉译中,最先跃入西方游客眼帘的就是景点名称的汉译英。旅游景点的英译名犹如人名,好的译文可以瞬间抓住游客眼球,打动游客心理,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由于译者的水平参差不齐,中西方语言文化及审美的差异的存在,译文质量良莠不齐。旅游景点名称的误译、乱译随处可见,严重影响了景点翻译的整体质量,妨碍了旅游文化的传播,破坏了西方游客的审美感受,他们想通过旅游了解异域文化的目的也受到了影响。本文拟从旅游翻译的文化观着手,阐述旅游景点名称翻译的“忠实、通顺和美”的标准和模糊对等原则。

一百八十七、总之,景点名称翻译的模糊对等原则使景点名称翻译的操控更具灵活性,可以充分体现“忠实、通顺和美”标准。这一原则的运用为实现旅游翻译目的即传播华夏文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模糊对等原则也考虑到译文接受者的审美和认知以及译者的主观因素。

一百八十八、孔子在肯定言能尽意的前提下，对于如何保证语言表达的意义明确，对于言尽意如何可能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一百八十九、以上就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即“语言能否清楚完整地表达思想”的问题或“言能否尽意”的问题对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进行了分析。但哲学之思并不仅仅局限在“言能否尽意”，哲学家在关注语言的日常运用的同时也关注语言对形而上的把握问题。如果人具有清楚表达的能力，对形上之道如何表达，这就涉及“言意之辩”中“言、意能否把握道”的问题。许多研究中国语言哲学的学者对此问题未能涉及，不能不说是研究的重大失误。

一百九十、名言内容丰富，论述精辟，运用得当能创设良好的课堂氛围，收到凸显教学主题的效果。

一百九十一、1 引言

一百九十二、“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

一百九十三、以理服人――闪烁思想光辉

一百九十四、本文使用“语言哲学”一词来分析孔子的哲学语言观，是在广义的意义上来使用“语言哲学”这一范畴的——对语言的哲学思考皆可以看作是语言哲学思想。孔子的语言哲学是孔子对语言的根本规律所进行探讨的理论成果。一般来说，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1)语言和世界的关系；(2)语言或语同的意义问题。在先秦哲学的哲学语域下，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是通过名实关系来呈现的；而语言或语词的意义问题，是通过言意关系来阐释的。因此可以说：孔子的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是名实关系问题和言意关系问题，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是通过“名实之辩”和“言意之辩”展开的。本文选择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为考察对象，探讨孔子的语言哲学讨论的主要话题及其对中国语言哲学的影响，对孔子哲学中较为突出的语言哲学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梳理，清晰地凸显孔子对语言、意义、思想和形上，之道的哲学思考，揭示中国哲学中语言哲学问题的独特架构和视野。

一百九十五、理想，是我们一步一个脚印踩出来的坎坷道路，付出汗和眼泪，方能换得二个有血有肉的生活。——（现代）三毛

一百九十六、言合于信

一百九十七、理想使忠厚者常遭不幸；理想使不幸者绝处逢生。平凡的人因理想而伟大；有理想就是一个“大写驹人”。——（现代）流沙河

一百九十八、幽香宜人――浸润思想芳香

一百九十九、“名”的分类与“名”的变化

二百、不过，从墨家对“名”的界定也可以看出，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名”作为一种符号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画虎)，因为“画虎”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只是从名与其所要反映的对象的比较来看，名具有第二性。一旦“名”通过与“实”的对应而获得某种确定性，则“名”所代表的符号世界便能与“实”的世界建立起相对确定的对应关系，这样，人们便可以通过对“名”的划分来反映和认识“实”的世界。墨家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在先“实”后“名”及“名实耦”的基础上对“名”进行了细致的逻辑分类。

二百零一、意译。意译可以保留原名的文化内涵但不遵守原名的语言形式,如天坛(the Altar to the Gods of the Soil and Grain)、养心殿(Hall of Mental Cultivation)、颐和园(Summer Palace)、金銮殿(Throne Hall)、瑶池(Lake of Immortals)、锦绣谷(Valley of Splendor)、万年寺(Longlife Temple)等。意译的结果是精确对模糊,原名语言是模糊的,译文精确。意译多是由原名的非本义词引起,如峨眉山一个重要的景点“万年寺”,是古代的一个官员为母亲做寿,希望母亲长生不老而修建的寺庙,“万年”是比喻,同样,“金銮”也是比喻,译名明确了原名的文化信息,体现了翻译“忠实的原则”。

二百零二、如果一个人的头上缺少一颗指明星理想，那他的生活将是醉生梦死的。（苏霍姆林斯基）

二百零三、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转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的扫荡摧清，别开一种新局面。——（现代）李大钊

二百零四、四年级的学生，虽然文化的积累还不深厚，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有了对名人的崇拜倾向。名人名言能给思想品德课增添一番文学风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品德学科教学中，让学生结合教学主题，适当拓展，通过找、读、议、记等手段，让学生受到名言的浸润。

二百零五、伟大的理想只有经过忘我的斗争和牺牲才能胜利实现。（乔万尼奥里）

二百零六、名言，或深邃或简洁，表达了思想述说着道理，历来是思想教学的资源。但是在品德课堂中使用名句还需掌握时机，才能真正发挥其效用。

二百零七、理想，你孤独而真实。——（意大利）卡尔杜乔

二百零八、洛克语言哲学思想在古典哲学向现代语言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占有突出的历史性地位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洛克语言哲学并非自己的独创，而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笔者从古希腊、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不同哲学阶段人手，厘清了洛克语言哲学产生的理论渊源，旨在使读者对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二百零九、“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

二百一十、“成功者找方法，失≌哒医杩凇！

二百一十一、如本册教材第一单元“成长的脚步”第一课《诚实是金》的教学，先采用名言导入的方法。

二百一十二、先质后文

二百一十三、如在《你是我的好朋友》一课的教学中，在学生讲述了和朋友之间的美好回忆，激起了真实情感之后，教师适时出示名言：

二百一十四、孔丘提出：“政者，正也。”认为社会稳定，政治有序的前提是“正政”，而正政的核心是“正名”。“正名”思想是孔子在回答子路问政时提出的。《论语》记载：“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日：‘必也正名乎!’”在孔子看来，正名问题事关重大，几乎是一切社会问题中最为首当其冲的事情，这恰似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中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分析”。孔子的出发点虽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颇为不同，但在重视语言这一点上则实无二致。

二百一十五、首先，培根第一个发现了语词的惰性。关于语词，培根始终认为其意义是否清楚、确定，直接关系到命题、推理是否正确，甚至关系到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是否正确、客观。而且，语词与人的理性也相互影响。他指出，人们在生活中通常误用和流行的一些习语，正是“通过语词与名称的联姻而潜入理智的。因为人们相信他们的理性支配语词，而其实语词也反作用于理智。正是这种反作用致使哲学和科学成为诡辩甚至变得僵化”。理性支配语词，运用语词来表达思想，为自己服务，这是使用语词的人具有的主动性。

二百一十六、教师在教学中可以让学生反复读一读，来感受集体的力量大无比。

二百一十七、世界上总有人抛弃了理想，理想却从来不抛弃任何人。给罪人新生，理想是还魂的仙草；唤浪子回头，理想是慈爱的母亲。——（现代）流沙河

二百一十八、名言警句总有其主旨，有其特定的含义。有的时候名言的出现有其特定的语言环境和生活背景。在品德学科教学中，学生讨论、老师讲解能够使得对名言的理解更正确和完善，更容易达成教学目标。如在《失败怕什么》一课的教学中，教师适当补充了一些名言：

二百一十九、不向前看的人，最后发现自己落在后面。（英国）

理想的名言